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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王小山:理想到底是不是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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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1:44 发布在
理想不是骗人的,还是有用的。你要够坚定,足够坚定。你要不够坚定,没有一个长期、稳定的东西撑着你,日子会很难过。 王小山:真实的快刀杀手来源 /《理想到底是不是骗子》 (《理想到底是不是骗子》一书由陈文定主编,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人物简介王小山曾以"黑心杀手"的笔名开创网络黑通社写作风格。从事过十数种职业,现为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创新空间总经理。曾供职于《南方都市报》等多家媒体,为《南方体育》、《南方周末》等媒体撰写专栏,2003年末跟随程益中创建《新京报》,并担任该报首任文化娱乐部主编,而后又曾担任搜狐总编助理等职。同题问答问:理想是不是骗子?答:理想不是骗人的,还是有用的。你要够坚定,足够坚定。你要不够坚定,没有一个长期、稳定的东西撑着你,日子会很难过。我现在没车就没车了,没所谓的事情,都没关系。你看人家比我小那么多,那么有钱,玩得那么high,你会很不爽。但你要有理想的话,你会觉得这个是无所谓的,没关系的。虽然你会觉得有钱还是会好一些,但是你也会觉得,没有那么多钱也没大碍。用一句话说清王小山是谁,是件不容易的事。像武侠小说写得那样,名字简单的,一般都不是简单的人。他是网络写手,曾用名"黑心杀手"、"打伞和尚",红极一时,领尽风骚。他也烙着媒体人的标签。从《南方都市报》、《新京报》到《体育周报》,写稿、做版、开专栏,哪儿聘到他哪儿火。还有人觉得他是音乐人:搞搞演出,卖卖门票,写写乐评,看看民谣,和文艺有关的事总能见他插一脚。当然,微博上的"臭公知"还有他一份。从乐清到蒙牛,微博每天都刷着粉丝的屏。王小山这三个字加起来虽然只有10画,却有些粗犷、撒丫子不顾一切的味道。有些人离开了江湖,成为传说。但王小山是成为传说好多年,无数人想给他做碑立传――但,嘿,他就仍霸占着江湖的前列线!"黑心杀手"他,小心地揭开了这台586的防尘红布,朋友间稀罕的眼神,让他一直对这机器爱护有加。在按下开关后的漫长等待时间里,他把电话线连上了"猫",心想着下个月要不要买一张包月拨号上网卡更加划算。这就是一个普通的20世纪90年代网民,他可以叫小张,也可以是小王、小李,名字在网络ID背后反正无关紧要。但他们每天期待着黑色幽默通讯社的"假新闻",就如同父母辈每天7点要准时收看新闻联播。在网络的另一端,他们追随的"黑心杀手"就猫在显示器前叼着大烟敲字。虽然,让他连上网的调制解调器还是朋友给的。"很多年之后,我有个绰号叫西毒。任何人都可以变得狠毒,只要你尝试过什么叫做忌妒。"这段王家卫《东邪西毒》里的台词,很适合当时的潘壳嗄晖跣∩剑妥疟本┑纳吵颈┍尘袄瓷险饷匆欢味自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王小山做过老师、书店小二,也卖过珠宝。在成为"黑心杀手"前,他刚从一家科技报纸辞职,和朋友合伙做生意又失败,只能靠着上网打发时间。有杀手的地方就有江湖,这样想"报复"社会的"杀手"不止王小山一个。那会儿,"红心杀手"王佩正在国营公司卖蔬菜,"灰心杀手"猛小蛇是个金山软件的技术宅男,而"花心杀手"李寻欢则在一家网络公司打工。网络的兴起,让这些百无一用的文科生们找到了存在感,写写杂文、小说、诗歌,在点击率中较量出江湖地位,寻找兄弟知音。狭路相逢,不如抱团。由于网名里都有个"杀手",走得又都是讽刺和幽默的路子,这四个文科生便从线上网友成为线下好友,成为黑色幽默通讯社的核心人物。"来自北京的一股德高望重的冷空气与来自东北的一股势头正猛的暖气团相遇,估计将会带来强烈的降砖过程,请各位观众注意防护,没事不要外出。""众所周知,现在的社会已经变成了一个标准的社会,各行业的竞争已经变成了标准之争。为了适应这个新形势的到来,国家教委毅然引进了先进的标准,在高考中首先实施。总的来看效果是好的,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的标准化人才。""著名教授兼故事大王余秋雨先生在他的寓所里向记者发泄了自己心中的不满。他主要是针对自己的作品被严重盗版以及媒体的批评感到双重愤怒才说出这些话的。"以上就是黑通社的文字,犀利、幽默、刻薄,有着极高的辨识度。这"四大杀手"的共同特点是文采斐然、幽默搞笑,抖出的包袱里不时透出一种小聪明。他们办了一个名为"黑板报"的网站,刊登黑通社的最新消息和稿件,四人你方唱罢我登场,从天气、体育、IT到名人、明星,无一不是他们的调侃对象。可以说,在那个年代,如果有明星没中过黑通社的枪,出门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个腕儿。而作为黑通社老大和主力供稿人,"黑心杀手"王小山就在那时奠定了江湖地位。被招安2000年,新千年的阳光照上祖国大地,《南方都市报》在珠三角异军突起。在广州站稳脚跟后,这份野蛮生长的报纸正要从48版扩到76版,不免想从各路"江湖郎中"和"牛鬼蛇神"中挖出一些牛人。王小山凭着网络写手中的名望,成了这家报纸的主要猎物。招安王小山的电话是庄慎之打的。没思考太多,王小山就接下了这张英雄帖。当时王小山呆腻了北京,正想换个新环境住住――"上网看了看网站,觉得这报纸内容挺好的,就去了。"副刊的办公室设在《南方日报》旧大楼,每三口人圈一屋。在王小山的办公室里,有一台老式卡带录音机,做着谁的专题,它就放着谁的歌。这样一伙人,做罗大佑的时候唱罗大佑,做崔健的时候就唱崔健,版面就随着歌声放肆地驰骋。这样的做版现场,最后一口气儿产出了9个版的罗大佑和8个版的崔健。在王小山的表述里,当时颇有一点魏晋时期的感觉,但和竹林七"闲"又不一样,他坚持认为他们是"爱劳动的魏晋人"。将王小山收入麾下,渐渐显露出这套"野路子"用人的性价比。王小山每周除了做6个版,每天还贡献一个专栏,逢上欧洲杯、奥运会,就兼顾着写稿子和评论。活计虽然多,但因为每块都是兴趣,王小山写稿也快得很,操练起来都是小菜一碟。"去的时候没想那么多,后来发现它是个非常有活力的地方,工作很开心,另外同事关系很好,做的内容有意思,有发挥余地。"王小山有时调侃自己,进《南方都市报》报到的时候已经33岁了,属于同一批中的大龄青年。当时和他同一批进报社的有窦婉茹、钭江明、张超、蒋明、谢晓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了各大媒体文娱版块的大佬级人物,他们的品位现在直接决定着国内大众能看到什么时尚。放到十余年后来回顾,当时能把这一拨儿神人凑一起,一定是天降祥云,星有异象。有句话叫"再多各自牛逼的时光,也比不上一起傻逼的岁月"。在王小山的大脑里就记着一个蒋明的例子:刚接手电影版时,蒋明对庄慎之说自己不懂电影,庄慎之答他"你做着做着就懂了"。之后的一年,蒋明平均每天看三到五部电影,很快就成了专家。这种专业主义的精神,深深根植在《南方都市报》人的身上,也让王小山之后再遇到《南方都市报》人,总会感到"很信得过,对各方面都很有信心"。《南方都市报》的工作时光给了王小山驰骋才华的空间,还有相对宽裕的物质条件。在2000年,《南方都市报》的收入水平是整个媒体圈的标杆:每个月的工资单里,王小山光专栏收入就有三千多,加上做版的工资,每个月破万并非难事。在广州,王小山除了租房,就是喝酒,生活比在北京着实滋润了不少。而与此同时,王小山每日渐长的名气,也为报社带来不少人气和读者。延续他黑通社风格的"大话明星"专栏,写得一个个明星暗咳鲜血又不好发作。犀利、快意的文字首次登上正规媒体,顿时引来了大量的拥趸。如果说《南方都市报》在之后日渐成为一张有个性的报纸,那这个性里一定能扒出大量王小山的基因。老板,再来十个炒土豆片在《南方都市报》的时候,王小山还没戒酒,同事中大多数也都没成家。每天签完版后,喝酒夜宵是广州生活的例盘菜。有时做完版,王小山会对身边的人开玩笑:有没有人请作家吃饭的?没人搭理他。于是他又问:有没有想被作家请吃饭的?大家便眉开眼笑着一起下楼。王小山嗜酒,能喝,这在媒体圈中是有名的。不少人都是在酒局上和"山哥"拜了码头。而王小山所租住的绘新公寓,在不少广州酒鬼心中,更是一个桃花源般的存在。绘新公寓坐落在客村立交附近,由南方报社大院再往南3公里路,被客村包围着。"客村"这个名字充满了乡愁感,环境却糟糕得让人难以留恋――但是只要穿过城中村,洋气的绘新公寓就能映入眼帘。相传这里原本是一个工厂,被下海诗人黎明鹏间隔成公寓出租,之后便成了文化人的集散地,空气中都散发着文艺的荷尔蒙。绘新公寓7楼,有一块空中花园。花园的一边儿是一块荷花池,清澈的池水里养着观赏鱼,而一边儿则摆放着不少花瓶,里面种满了不具名的各色亚热带植物。花园中间有个适宜吃夜宵的小饭馆,虽然只会炒五六个菜,但这里的小巧优雅,在烦嚣的城中村中营造出了一种世外桃源感,让人容易忘记姓啥名谁。有一回,同住在一个小区的摄影记者王轶庶感冒了。王小山和众兄弟们听闻有人生病,欣欣然相约前往――探病是假,组局是真,最后60多人的大队浩浩荡荡上了空中花园。空中花园的小饭馆,桌子仅一张,围满只能坐12个人。但对这群"文化匪徒"来说,空间显然不是主要矛盾。"老板,再来十个炒土豆片儿!"60多人人手一瓶酒,里三层外三层地围成了个同心圆,照样吃喝起来。吃过一会儿,外圈的人就拍拍内圈人的肩膀,"哎哎哎,出来出来,该我吃几口了!"里外换个位子,挪到圆心继续吃。这60多人里,并非只有《南方都市报》的同胞,还有来自广州其他媒体的记者、编辑、作家、诗人、艺术家。这种飘满酒精的日子,王小山用了三个"特别"来形容――特别开心,特别好,特别幸福。但在他离开广州后,原东家也不再继续经营绘新公寓,盛极一时的客村酒局也便成了旧时记忆。"日,一夜未眠的王小山,轻轻带上卧室的门。他穿过被绘新公寓的人称为'空中花园'的绿化带,看了看被春风吹皱的鱼翅。"在好友许庆亮的笔下,这位"杀手"的离去被描绘得忧伤而多情。当领导王小山在《南方都市报》一共呆了21个月,因为要给父母治病,在2002年初他回了北京。"本来也没有特别想离开《南方都市报》,也是因为家里的事情才离开,我爸我妈从来没有在南方待过,在北方待惯了。"告别乌托邦一样的南方,王小山有些怅然。在离开《南方都市报》的一年半中,王小山除了陪伴父母治疗,一直继续给各个报纸杂志供着专栏。手快、好读、易沟通,王小山是不少专栏编辑的心头好,一年下来倒也写了千篇稿子。在2002年后,但凡翻开一本杂志,少有没王小山专栏的。他从未淡出公众视线,"山粉们"对那专栏下的签名字体,简直比自己信用卡签单的字迹还要熟稔。但对王小山来说,北京这座城市看上去热闹,实际却让人更加孤独。漂了一年半后,转机从老东家传来――日,一支想要重辟疆土的《南方都市报》大军在珠江豪歌北上,程益中带着170多人马要来首都搅动报业市场。刚到北京第二天,程益中给王小山打了电话,"小山,来喝酒!"王小山知道传说中的"南人北报"要办起来了,欣然赴会。在酒桌上,一同来京的老同事们,与王小山一拍即合,新报纸的副刊有人了!考虑到王小山的脾气性子不愿意管人,他最初就以"主笔"的名义进了《新京报》。与北京媒体当时的混沌状态不同,《新京报》的团队带着南方的理想主义种子。王小山后来做上主编,在他带领下的C叠,彻底改变了北京文化娱乐报道的生态,让一个副刊做成了报纸的品牌。有一日在微博上,潘采夫发了一张王小山的旧照片:头发乌黑微卷,眼光忧郁犀利。这被网友评为"曾经最能代表《新京报》气质的一张脸",还纷纷表示自己就是因为这张脸订的《新京报》。"哥将忧郁气质、理想主义、新闻原教旨主义、积极的悲观主义、小市民生存哲学及江湖百晓生的能力完美结合,成为早期《新京报》的完美标志,佩服啊佩服。"王小山这么回复网友道。在武侠电影里,"杀手"是不能有归属的,当他稍稍感到舒适,人生的巨大变动就会到来。2005年底《新京报》原"南方系"领导层集体离职。楚歌吹起哀鸿遍野,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新京报》要"去《南方都市报》化"。"在最悲观的时候,《南方都市报》的人也是会朝着光明的那面去想,朝着那里去努力。虽然很多人是悲观主义者,但是都很乐观地去面对现实。"王小山说,骨子里只要流着《南方都市报》的血,这些人就不会变犬儒。圈内人很快留意到,王小山追随着程益中等人去了《体育周报》,重新做起记者。之后,王小山也去过搜狐文学、盛大榕树下,经历了多次的职场变动。但明眼人也看得出来,其中多少是江湖义气的成分居多。其中有些短暂得还没来得及广而告之,就再次无疾而终。"我想这是他职业生涯里唯一做得像模像样的职业管理人岗位,"提及王小山在《新京报》的时光,旧领导李多钰曾说。亲爱的死鬼在十几年的变故中,唯一没有改变的,或许就是王小山仍旧是个网虫。对这样从网络出道的"杀手"来说,网络才是他最游刃有余的道场。日,新浪微博开始内测。半个月后,王小山发出了自己第一条微博。仅用了两年,他就又成了一个微博现象――"万能的@王小山"。从王小山的微博记录来看,自9月1日起,回答网友各式各样的古怪提问就成了一种习惯。从解梦、测字、买体彩,到逃婚、离职、闹分手,王小山扮演着全能型"知道分子"。只有网友提不出的问题,没有王小山解不了的答案。除了扮演万能上帝,微博还增长了"山杠爷"的抬杠水平。无论你说什么,王小山总能找到一个角度,跟你抬上这么几回杠。除了伍皓、窦含章、染香等常年出现在王小山骂战榜的名人,各明星的脑残粉也是王小山微博上的常客。而王小山的偏执,常常让这骂战变得旷日持久,连续数日甚至数月刷屏。有时抬着抬着,真还就被钉在杠上了。2010年末,乐清的离奇车祸引发微博热议。在最初,王小山认为是谋杀,而窦含章认为是普通交通意外。两人骂着骂着较起劲来,便相约一起去当地围观。相比同时出发的于建嵘、律师彭剑两组调查团,王小山将自己称为"低端网友围观团"。在回京后,王小山将此次调查分成44条小段,写成"乐清之行"。在总结里,他最后写:"没有结论,因为找不到支持谋杀观点的证据,也找不到车祸瞬间目击证人。我心里有倾向,但没证据的话不说。"这种因"较劲"而发起的公民围观,并未给王小山带来什么好处。相反,他受到了史无前例的质疑。网友显然并不相信这是一场"普通的交通事故"。经历乐清事件后,王小山曾黯然离开过一段时间。但好了伤疤就忘了疼,在乐清事件过去差不多一年的时候,王小山又在微博上发起了轰轰烈烈的"抵制蒙牛"行动――12月27日上午9时,该行动第一声枪响鸣起,王小山发出微博抵制蒙牛。到了3月和4月,人气偶像韩庚和杨幂因代言蒙牛产品也相继被卷入王小山的炮轰之列。王小山每天在微博上疯狂@两位明星,提醒艺人应有社会责任感,结果遭来对方粉丝的攻击和讽刺。不少网友把"旧账"翻出,再一次质疑起王小山的行为动机。在这个万事讲究和谐的时代,对王小山这样偏执的人,含蓄地来说是不合时宜,直接说来则是――丫就是个神经病!其实10年前,在王小山出版文集《亲爱的死鬼》时,同事余少镭在书序《走上神坛的王小山》里面就直言不讳地写――"神坛"的"神",跟"神经病"的"神"同义。王小山的"神"――"一句话,见过'神'的,没见过这么'神'的。"但不可否认的是,王小山这样的大"神",在大多朋友和追随者眼里是可爱的。他神经兮兮地去抬杠、较劲、挑战,神经兮兮地骂人、得罪人,遇见事儿都"爱谁谁",但这个社会里,能指出"皇帝没穿衣服"的孩子已所剩无几。他压根儿不想做一个风流倜傥、八面开花的侠客,做个真实的快刀杀手就够了。时至今日,言语的非议已伤不到王小山,对于投来的明枪暗箭,他总是笑嘻嘻地收入囊中。在他新浪微博里,个人标签有9个:做美梦、爱热闹、喜发呆、没养分、爱数学、家教差、一根筋、偏执狂、神经病。反对者想骂的,台词早被作为自我介绍给抢了――虽然这更让人恨得牙痒痒。爷不在乎北京的一月,干燥而冷冽。磨铁图书有限公司里的暖气,却烘得人只想穿薄衫。在见王小山前,我给三个朋友发了短信:我要去见王小山了。第一个朋友回我,别在他面前喝蒙牛。第二个朋友说,王小山骂过的傻逼又要多一个了。第三个,则因为我替他把偶像见了,对我各种羡慕嫉妒恨。"磨铁"这俩字看上去老旧,充满了沧桑感,像那些开在北京798、创意园有着红砖墙的工作室。但现实中,磨铁创新空间是一栋双层的小白楼,坐落在安贞桥北京教育考试中心大院内。刷过的外墙洁白崭新,纯净如一个初生的婴儿。而创新空间的logo,是一只由句号和逗号组成的葫芦,绿色和黑色,简单而年轻。这是王小山的新根据地,他如今的名片上写着:王小山,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创新空间总经理。这是他自日开始的又一个社会身份。沿着小白楼的旋转扶梯上楼,王小山的办公室就在二层。办公室不大,十来个平方。王小山背靠着一整墙的书,有些是磨铁出的,还有些则是朋友送来的新书、样书。书架上有一副昂山素季的特写,那是朋友王轶庶在缅甸采访后寄来的。被老友挂念着,总让王小山很开心。桌上放着两个玻璃烟缸,烟缸里有一堆刚吸过的烟头。王小山虽然号称戒了酒,但还没有戒烟,仍然是个大烟鬼。"你坐一会儿,我发个邮件,"他噼噼啪啪敲起字,不急不躁地,颇有点"山在那儿"这么一回事。那悠然的样子让人一点也想不到,黑通社"黑心杀手"的那些帖子也是这么来的。"没有了,这种日子没有了,后来走到哪儿都想营造这种氛围。但是有的时候比较难,刻意的反倒不容易。"说起十多年前的旧人旧事,王小山称那是一段很好的经历,影响了后半生的日子,让他对一些事情更坚定,也更乐观。在现在的磨铁创新空间,与他共事的作家麦子在十年前和他前后脚进的《南方都市报》,而阿丁则是《新京报》曾经的体育部主任。这种南方的理想主义情结,在王小山现在做的"铁葫芦图书"仍是主流。"铁肩担道义,葫芦藏好书,"老板沈浩波扬言,"铁葫芦"的初衷就是传播文化,对于有些好书,哪怕赔钱也卖。王小山说,和《南方都市报》出来的人一起会很自然,因为各自的价值观大致相似。离开多年,王小山现在做演出,都会给《南方都市报》的人打电话,朋友们也不问他要免费票,都是自己掏钱买。"他们开朗,乐观,内心会有自己的底线,对事情的看法差不多,又有能力去推动些什么。说得冠冕堂皇一点,就是想要推动文明进步,不单纯是为了养个家胡个口之类的。仅从物质上来说,大家的能力能获得更好的东西,但是大家还是不太愿意做所谓那种蝇营狗苟的事情,还是想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王小山说。在充满是非的最近两年,王小山爬了乞力马扎罗山,也曾在海上扬帆环游。他实现了自己在大学毕业时候的理想――赚钱抽得起红塔山,去一趟巴黎,在海鸣威、马蒂斯、吉拉德、屠格涅夫呆过的路德曼酒吧喝了一晚上酒。下一步,王小山给自己设了两个目标,被他自喻为"基本实现不了的那种理想":一要游历一百多个国家,二是要登上珠峰。虽然钱、时间、身体都是干扰因素,但他觉得,有个念想日子会有趣一点儿。"我想应该是这样,所以理想不是骗人的,还是有用的。你要够坚定,足够坚定。你要不够坚定,没有一个长期、稳定的东西撑着你,日子会很难过。"王小山还半自嘲地开玩笑道,"说实话理想还是利己的,要不你赚点钱,明天还房贷,后天人家都有车了我还没有,那你会很烦。我现在没车就没车了,没所谓的事情,都没关系。你看人家比我小那么多,那么有钱,玩得那么high,你会很不爽。但你要有理想的话,你会觉得这个是无所谓的,没关系的。虽然你会觉得有钱还是会好一些,但是你也会觉得,没有那么多钱也没大碍。"那种"爷不在乎"的神态让人想起王朔,虽然很多人压根从开始就没分清过王朔和王小山。对王小山来说,一个大老爷们儿现在还谈"理想",多少有些不好意思。于是他接着把这个词改成了"想法","很多都是心里面的一种东西,没有要把它们说得天下都知道","物质生产者给予物质奖励,精神生产者给予精神奖励嘛"。"这个时代我就应该生在这个时代,这个时代我就应该做这些事情,吃了这些苦也没关系。我特别喜欢这种心态。每一天你都得好好过,你这样才能过好。"他举了吴祖光的例子:经常有人说吴祖光右派,被发到北大荒,吃了多少苦怎么样,但吴祖光后来给自己写了四个字,也回答了朋友的说法――生正逢时。"我觉得我做的是对的就行了,现在活得很踏实。"中午,有一个女同事要离开"铁葫芦"团队,王小山就拉起一伙人去附近的羊肉店为她送行。"见完了,耐心、温厚、有人情味儿。走近了看,还真不太一样。"我也给三个朋友回了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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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眼前的未来,马一木说:'之前所有的美国人认为,世界上是没有黑天鹅的,只有白天鹅,而他们去走走走,就发现有了黑天鹅。马一木:能规划的人生一定索然无味来源 /《理想到底是不是骗子》
(《理想到底是不是骗子》一书由陈文定主编,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人物简介马一木,原名马勇,生于1978年,在《南方都市报》城市杂志中心工作了6年,曾担任《南方都市报》城市杂志中心副主编。离开《南方都市报》后,先后在《时尚先生》出任专题编辑总监、《独唱团》执行主编。现为《一个》网络杂志执行主编。同题问答问:理想到底是不是骗子?答:理想,无非是一件或者一系列指令实现后的追述,如果没实现,那只是幻觉。与其鼓吹理想,我更看重自己或者他人设定指令以及实现指令的能力。2001年,纽约世贸中心遭袭,安乐死在荷兰合法化,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中国加入WTO,《卧虎藏龙》捧获奥斯卡奖……同年,有个叫马勇的男青年自南京大学毕业。当然,更多人知道的是他后来用的名字,马一木。走出校园时,曾有招聘者问这名青年:你有什么人生规划?22岁的马一木心里想,能规划的人生都是一个索然无味的人生。这个不规划的青年,一头闯入了媒体圈。"小马,我们聊聊吧"从广州只身来到上海,马一木租住在单位所在的汉口路。这条小马路全长不过1公里,15分钟即可走完,距离"十里洋场"南京路步行街也仅一步之遥。在汉口路最东面的角落,是中国报业的发源地,著名的《申报》在这里创刊。马一木,就在这条路上的一间小地下室里住了半年,在全国各省籍人士的脚臭味中,开启了他的职业生涯。当时马一木供职的报社,职工平均年龄在40岁左右,每个人都将媒体当做党政机关一样的铁饭碗。和他同时实习的学生有30名,由于原职工流动率低,这群学生难免僧多粥少。在不断的淘汰中,马一木成了唯一留下来的幸运儿。相比老员工,刚毕业的马一木写稿勤奋,正式入职后每个月稿费基本维持在八千左右。这对于平均稿费并不高的上海媒体来说,几乎是天文数字。有一天,领导在食堂吃饭时叫住了马一木,"小马我们聊聊吧。"聊什么呢,不会聊理想吧?忐忑的马一木在吃完饭就听到了一句话:"小马你的收入现在太高了。"马一木当然知道这一谈背后的潜台词――后一个月,无论他写多少稿子,工资条里只有基本工资1800元。再等了一个月,结果还是1800元。面对马一木的异议,领导给出了中年人的万金油句式:想当年我……年轻人可以慢慢来。"年轻人确实可以慢慢来,但是得有个规则告诉我,因为我会迷茫的。"马一木不想拥有一个无限迷茫的22岁,因为这不是马一木该有的22岁。这时,他接到了高中同学木子美的电话:《南方都市报》在招人。主动传播"谣言"2002年,时值《南方都市报》团队刚起步,正处于暴得大名、迅速跃升的阶段。广州的289号集团大院,马一木也并不陌生,这是他大学实习的所在地。这股南方乌托邦吹来的理想主义之风,此刻特别像是一个诱惑,或者说至少"是个不太迷茫的选项"。对马一木来说,它吹得正是时候。木子美向《南方都市报》领导推荐了马一木,并给了马一木对方的电话和邮箱。进《南方都市报》的面试简单而快速,当时《南方都市报》的副总编任天阳看了他聊了下觉得很不错,说第二天就可以上班了。面完试,马一木搭飞机回上海,"算上来广州的机票,正好用掉了在上海单位的当月工资,1800元。"日,农历正月初九。过完春节后,马一木办好在上海的离职手续,随即就来到了《南方都市报》。关于他的入职,坊间还曾流传过一段他主动传播的"谣言"。在深圳、广州两地杂志部2003年年会上,同事们之间互相问着来《南方都市报》的前后因果。马一木一时兴起就编了一个说法:自己其实是上步路1021号的门卫,一直敬仰《南方都市报》,被《南方都市报》改变了人生观,找到了人生的价值,就不停地给《南方都市报》投稿。因为只差4层楼,就拿了作品上楼找领导毛遂自荐,结果就得到了录用。有意思的是,这个杜撰出来的玩笑,在场的广州同事都深信不疑。"这能看出当时的《南方都市报》是真的不论你出处的,你要说这个到其他媒体,就是个天方夜谭。"马一木回忆,当时同时进《南方都市报》的,几乎都是一拨不论出身的民间奇人,高中生、江湖郎中,什么人都有。王小山、张晓舟,还有同一个办公室的谢湘南,都是个中典型。撒野去做正式入职的那天,马一木对记者站的墙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墙壁上密密麻麻贴满了写有ABCD的各种稿件评级:评A的稿子是多少钱,评B的稿子是多少钱,每篇稿子的价值在什么位置,作者和旁人都一目了然。评分者公平、客观,作者的才华也能得到肯定――这次,一切好像不太一样。"就交给你,跟着一个指定的老师撒野去做吧,"刚入职第一周,报社领导便把"摩登时代"版面划给马一木。在视才若宝的《南方都市报》,马一木很快有了一片自己驰骋的田地。不多久,他也有了首篇带来成就感的作品。以上海时装周为背景的采访中,马一木写了一篇评述整个时尚产业看法的文章,虽然全文仅800字,但最后拿到了1000元的稿费。平等、不论资排辈、以人为考量单位来论定你的价值,《南方都市报》如同一台强大的理念输出机,在源源不断地给马一木输出理念。"你可以不直呼领导叫什么总,你可以叫陈朝华为华哥,你可以聚餐不等领导到先吃起来……挺放肆的,而这种思想的放肆是互相会鼓励的。"距离广州200公里,马一木眼里的深圳是个没有包袱的城市,自由、年轻,一切都在等着被创造。和报社广州总部相隔200公里的深圳记者站也是如此。在深圳,马一木住过上步路军区大院,进门就是一张床,条件并不比在上海汉口路的地下室好多少。但是,这又怎样?部门里30来个的同事,大家每天都上演着现实版的《老友记》。为一个选题,为已经做完的版面讨论,看看是不是会做得更好。一晚上四五拨聚会,去了一个地方,久久不愿意散去,又去另外一个地方,一夜连喝数场,把酒畅聊。这种回想来不可思议的日子,恰是马一木当时的生活常态。而文化先锋城市巡访、深圳小姐选美、生活大奖等一枚枚漂亮策划,都在这种酒精弥漫的日子里被一一点燃。这些充满传奇的时光,马一木一直待在深圳杂志部的四楼办公室。用自由来形容部门里的气氛,可能还不足以表达当时的疯狂。在不影响别人的情况下,同事们放着DJ舞曲,将音量调到很大,而马一木则在每周五演绎着他"酒后驾版"的传奇。如果工作是一门宗教,那每周五就是马一木的"弥撒日"。一天内完成8个版的量,是现在的编辑难以想象的。在"弥撒日"前夜到"弥撒日"结束的24个小时里,马一木的日子是这么过的:周四晚上和朋友喝酒,醉醺醺喝到凌晨,然后熬夜不睡――周五到了办公室,飘着酒精味在电脑前猛做版,打了鸡血似的一个个做完――做完版后,马一木就如同乞丐一般,躺在振兴路紫荆城门口的长椅上呼呼大睡……弥撒日结束,马一木如同一具奉献给工作的祭品,神情悲壮又满足。马一木喜欢用古希腊神话里的酒神和日神,比喻当时的部门氛围:酒神是放纵的,发散的,鼓励创造的,不羁于人们认为的既定真理;而日神是太阳,太阳就是真理,就是追求不变的规则,就是新闻专业主义,就是无论你是不是喝到凌晨烂醉来工作,我只看你最后的东西,我只追求我的真理。对天秤座的马一木来说,《南方都市报》这种"乱"和"质"互相匹配的平衡感刚好吻合了他的内在频率。在报社,他的过人才华很快得到赏识。第二年,他升为部门副主任,也是当时集团最年轻的副主任。此外,马一木还在很长时间内保持着全《南方都市报》的月做版记录――1个月内做了80个版,拿了2万多元。收入超出老总,让庄慎之都吓了一跳。"如果对应一个朝代,更像是战国或者魏晋这两个朝代,大家各显灵通。或者更像是天桥表演,你只管拿出你的活计来。"马一木说。穿梭在高级场所的土鳖"总有一天你会像蒲公英种子一样被吹散,《南方都市报》像是一颗榕树,我们被吹散到各个地方扎根,能长成什么样算什么样。"2008年的元宵节清早,马一木被楼下家乐福的吵闹声叫醒,决定离开深圳这座城市。多年来都市报的快节奏工作令马一木感到了疲累,他想看看办媒体办杂志有没有其他可能性,"我并不是说这个地方不好,就想看天外还有没有天。"当时,同为"前《南方都市报》人"的钭江明赴京接管《时尚先生》,马一木受邀后决定前往一试,出任专题编辑总监。纵观当时的时尚杂志,大多为时尚圈内人所办。但钭江明接手后却找了许多从事过报纸、媒体的人去做。《南方都市报》的精神财富这次被带到了北京,带到了时尚大厦。如榕树的种子一般,在时尚界生根发芽。公平地与领导讨论选题,付出智力的同时,也获得同仁的呼应和肯定――在《时尚先生》的时光,除了需要背一套gucci之类的西服,成为一名穿梭在高级场所的土鳖外,对马一木来说和在《南方都市报》没什么区别。虽然后来由于身体有恙,马一木只得离开了《时尚先生》,但这本杂志让他看到了更大的世界。"《南方都市报》最珍贵的财富在于一直在探讨什么是一个人的共同体,"在马一木看来,《南方都市报》人挺有原始的野性,都是被结果推着走。这场《南方都市报》人与时尚杂志的碰撞,让他感觉"土鳖有野性"也是一种独特的时尚魅力。在微博上,马一木的个人认证是"《独唱团》执行主编"。与韩寒结识缘于《时尚先生》的一次专访。要采访对媒体没什么好感的韩寒本不是件容易事,何况两人素昧平生。马一木抱着试试的想法,在采访前从北京飞了上海两次,就找韩寒纯聊天。《独唱团》没想到从电影、文学到女人、游戏,马一木和韩寒都聊得投机,"他发现,你是可以和我(韩寒)聊天的,就接受了采访。"而就在这次交流中,韩寒向马一木提到想要办本文艺杂志,也就是后来人尽皆知的《独唱团》。此时的马一木在思考,如果将工作的周期拉长一些,一个月只做一件事情,这种节奏会带来什么。因病离开《时尚先生》后不久,韩寒的《独唱团》也有了眉目,前去帮忙的马一木,自然地成为这本杂志的执行主编。在马一木对2009年的个人盘点里,他在博客上写道,"对了,我到了韩寒杂志。这在2009年,应该是一件重要的事。虽然暂时我不觉得这很重要。每个人都会觉得自己在世界的十字路口,用高分贝证明自己的重要,我不想那样。我喜欢我的孙子或者老朋友们,在很老很老的时候,对我说,你很拧"日,《独唱团》呱呱坠地。首印的50万册两天内就全部发完,多地脱销。但6个月不到,12月26日晚12点,马一木以《独唱团》主编身份在微博上宣布,《独唱团》第二期中止,团队解散,"岁月长,衣衫薄,同学们,就此别过,我爱你们。"在博客上,韩寒完整回顾了《独唱团》历程,并向公众证实,《独唱团》的确已经无限期地停止。至于工作团队,韩寒在博客中写道,"《独唱团》的团队原地解散,留一人处理善后,公司将继续全薪供养所有员工半年,作为大家另寻工作的准备。"事过一年后,马一木再回顾这本充满神秘色彩的读物,听起来却是个大孩子的游乐场:平时就打打游戏、踢踢球,编辑部更像是一个网吧的附属机构,看上去就全是电脑,大家都在打游戏,顺便去办杂志。虽然"团队原地解散"说了无数回,但事实上这群人至今从未真正解散。它更像是一个松散的结构,类似自由职业者的聚合。在合适的时候做一些他们来看是有价值、对别人来说也可能有帮助的那些事情。"《独唱团》会有各种可能性,或许会给大家带来惊喜,变成和文字毫无相关的。我们可能会搞一个乐队,因为不知道会进展到什么地步,并不是说只能做一个东西。"在接受采访后不多久,处于保密阶段的乐队就揭开了面纱。力挺韩寒日,大年初三。微博名为"亭林镇独唱团"的ID发声:新年快乐,我是韩寒,这个微博账号由乐队成员共同使用。多谢大家对乐队的关注,现在我们乐队一共六个人,可是全部是只会弹吉他,网台上一站好像半个女子十二乐坊啊,真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大年初五,"亭林镇独唱团"又通过微博表示:如果一切顺利,亭林镇独唱团将于今年的11月30日举行"搞错一个月――跨年演唱会"。这个70尾80初在奔三奔四路上的小团体,每个人身上仍带着一股重重的"少年气"。没有太多的既成规则,青春期在这里被无限延长,他们把自由发挥到了极致。"《独唱团》结业后,我一直留着的原因并不是无处投奔。我是不甘心,对一个媒体人员来说,我不想在一个地方倒下去,赶紧跑到另一个地方刮骨疗伤。我想从原地站起来。和现在的同事们一起,重新做点好玩的事。"马一木说。《独唱团》歇业之后,马一木进入了懈怠期,这个懈怠期维持了将近一年。"他一直说他要写一部大作,但每次问他都还没有开头,"在前同事兼闺蜜马凌(咪蒙)眼中,马一木是她遇到过"最有才华的人","如果有好的机遇,成就不会低于韩寒"。朋友和粉丝们都流露出对马一木在"后《独唱团》时代"的担心――身处韩寒这样一顶大光环边,马一木会成为"韩寒的马一木"吗?2012年初,方舟子、麦田等人对韩寒发起代笔质疑,在微博上掀起风浪。身处韩寒周围,马一木也难免卷入其中。而当他每次力挺韩寒,都给读者重描了一次加诸在他身上的"韩寒"标签。在微博上,前好友木子美与他意见不合,甚至还因此提出绝交。在对木子美的回应中,马一木如是写道:我是韩寒的同事和朋友。他对的,我支持。他错的,我反对。马一木曾用"树上的男爵"比喻韩寒,这是卡尔维诺的一本书名。他也用过很简单搞笑的段子形容韩寒,"银行里下象棋的奥特曼"――有帅又有车,有房又有钱,有勇气又有责任感。但马一木更清楚自己和韩寒的不同,"有人的存在是为了让自己的光芒牢牢印在别人的视网膜,但我不是。我更想像一个萤火虫,黑暗中发出微光。"在马一木看来,后《独唱团》时代的懈怠期并非毫无价值,"这段空白,更像乐章和乐章之间的停顿,鸟和鸟之间的距离,是我新陈代谢的一部分。10年编辑生涯的不停运作,让我刚好有时间反刍一下自己。"在深圳住了8年,在北京住了1年。北京在马一木眼里,是一座末世情怀特别重的城市,"神经病特别多,大家群魔乱舞,聚会,打架。"而在他现居的上海,规则感比较强,人与人之间则会保持距离,比较安静。住在郊区,可以超尘于世,如隐居一般。完全放空自己的马一木,现在在写一部小说,同时翻译一部小说。他希望舒缓的时间可以让他留一点自己的东西。"马一木不是韩寒的影子,因为他们就是两个不同的人,"马一木说。她一个人身上有很多女人如果有个"情感靠谱小组",那大半的媒体人和演艺圈里的人一样,不但做不了小组的核心成员,说不定还是黑名单的常客。"媒体人的情爱,也是高压状态下一种压力补偿机制。"被前同事形容为"现代贾宝玉"的马一木,老天生就了一张桃花脸蛋,当然也不会少给一副骚情心肠。敏感的人易动情,马一木的情史上少不了一些风流韵事。一直关注马一木的人,总能不经意间看见他写给某个女孩的文字,或者给某个伤过女孩贴首歌。这样多才多情又热爱自由的男人,单身一辈子都不奇怪――但在去年,他领证了,和6年爱情长跑的女友张诗尧。大家平时习惯叫张诗尧为yoyo,这个名字的韵律感可能更符合她的形象:一个像精灵一样灵动跳跃的姑娘,漂亮、可爱、富有才情,又令人捉摸不定。"介绍个女朋友给你,"2005年的一次饭局上,陈朝华对马一木说。当时大学刚毕业的张诗尧还没有来到《南方都市报》,她不知道在时空中奔向的,最终不是一份工作,而是未来的男友和老公马一木。在男女朋友关系确立后,由于是上下属要避嫌,入职不久的张诗尧就离开了《南方都市报》。马一木曾在博客里这么描写她:你周一是爱闯祸的小屁孩,把《时尚先生》新来的女同事(哈里波特特)用毕生精力写的一篇文章没保存就给关了;周二你是小天使,给病重的我倒洗脚水;周三你是我的女儿,很白痴很天真的模样;周四你是我的老师,告诉我知识和真理,以及做人的道理,当然也包括揍人的道理;周五你是性感小野猫,具体细节就不向大家交代了。总之,我对女人的诸多想象都能在你这个大卖场购买到。本来很花心的我,竟然不去寻花问柳了,我本人都很诧异。"她一个人身上有很多女人,每天都是完全不同的,"马一木说自己和她在一起6年都没有厌倦,他们决定试试一种新的人生状态,婚姻。走走就发现了黑天鹅从《南方都市报》到《时尚先生》再到《独唱团》,虽然是不同的媒介形态,但马一木一路的东家都追求一致:那就是对产品的认定,以及对自由创造的认同。马一木认为自己很幸运,一直在乘坐的那艘船,从来没有一个舵长必须规定他应该往哪个方向,要穿什么海水服,"幸运的是都没有在那种船呆着,幸运的是我所在的船,都是可以自己互相形成一个共同的意愿去前进的那艘船。"每次当马一木踏上新的甲板,广播里会响起――让我们开始一条新航线吧!船上的每个人都永远面临着未知,也都可以一起去决定它将驶往哪里,每个人都是哥伦布。Live the life you love,love the life you live(过你爱的生活,爱你过的生活),是马一木很爱的一句话。他也喜欢古希腊一个游吟诗人曾经说的,穷尽一生,你去试尽你可能的领域吧!其实这背后的意思都是一个,那就是做自己就好了。"现在外界有各种各样的教条,最大教条是功利主义的教条,你赚钱,你成功,你得了什么,别人怎么评价你。但更重要的是自己对自己状态的评价,自己对自己的评价是最难的。"马一木也很少用理想这个词,他觉得"理想主义"这个词充满可疑,去做自己,去检验自己,比检验自己的理想更重要,"人可以有很多缺点,但是要成为不可替代的人,就像艺术家我们允许他们有各种缺陷。"如果把自己比做一个东西,马一木愿意自己是个植物,是棵树,是棵猴面包树:有很大一片区域,他可以自己慢慢在那边呆着,自己慢慢开结自己的果实,这个果实能吃一吃也好,不吃就自己结着。这几年的变化让他的这种想法更为坚定,更不被外界左右。而在笔者的眼中,马一木的生命状态却像水银:作为唯一是液态的金属,流动、松散,却存在无限可能的形态。这种水银闪着光泽,具有分量,也充满质感。对于《南方都市报》的"黄金时代",马一木说:"文明都是这个样子的,在群星闪耀之前都是一片死寂,在群星闪耀之后有可能又是一片黑暗,遇到了就遇到了。"对于眼前的未来,马一木说:"之前所有的美国人认为,世界上是没有黑天鹅的,只有白天鹅,而他们去走走走,就发现有了黑天鹅。"或许,也只有这样的马一木,能让他的每个未来,都成为一段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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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益中:理想到底是不是骗子 本文摘选自《理想到底是不是骗子》一书。该书由陈文定主编,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 人物简介  程益中,1965年生于安徽安庆怀宁县。曾亲手参与打造中国南北两大成功报纸:《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2004年后,先后出任财讯传媒集团副总裁、现代传播集团副总裁、香港亚洲电视高级副总裁等。日,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世界新闻自由奖”  同题问答  问:理想是不是骗子?  答:不是。我的理想是对所处的社会和时代的一个期待,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建立一个积极性和正面性的价值链条。个人理想,应当在于个人对社会、对别人的价值,而不是简单的个人成功设计。  个人应当努力成为这个社会正能量的一部分,这才应该成为理想。往高里说,人的最高价值是牺牲。在家,为人子女,做人父亲,都是付出成就了这个价值。同样,在社会也是一样,对这个社会正面的、积极的作用才是价值所在。一个人的价值在于别人和社会需要他。  具体到新闻这个行业,如能对阻碍社会发展的丑恶力量进行或多或少的制衡,从而起到正面的积极的、推动作用,善莫大焉。  程益中:超越自身的不可能性  很多年后,程益中依然会想起在工地扛水泥包的场景。  顶着热辣太阳,搬砖头、和水泥,给泥水匠打下手。而他一直坚持认为,那是一段并不太坏的日子:三顿米饭管饱肚子,还能隔三差五吃上猪肉。  这个安徽怀宁的农村子弟一度对泥水匠的活计兴致勃勃。如果继续在工地上干下去,程益中应该会成为一个优秀的泥水匠,名播十里八乡。运气好的话,或许还能像村中族兄一样,变身小包工头,戴个大墨镜,招呼一帮老乡干活。  第一份工是放牛  怀宁县地处安徽省西南部,长江下游北岸,大别山南麓前沿。东靠安庆市,西邻天柱山,南连望江,北接桐城。  自东晋义熙年间(405~418)建县以来,怀宁至今已有1600多年历史。南宋景定元年(1260年),怀宁县城随安庆府迁至宜城(今安庆市),府、县同城而治长达690余年;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安徽布政使司自江宁移至安庆府,省、府、县同城达190年,史称怀宁为安徽的“首府首县”。  不过,在程益中的童年记忆里,家乡从来都是个苦地方。“文革”前夕的日,他出生在怀宁县下辖的一个乡村。这里是小丘陵地形,每年都要发大水,通常一场洪水席卷而来,田地里就颗粒无收。凶猛的水涝灾害牢牢烙在程益中脑海里,小时候,他经常一整个夏天都泡在水里。  这里种两季稻谷,夏季稻容易涝死,秋季稻则经常遇上干旱,有的农户甚至为争夺水源而大打出手。在村里,程益中最早谋得的一份工作是放牛。那年,他刚好6岁。程益中在家排行老五,虽然兄弟姐妹共7人,但家里缺少壮劳力,生活异常艰难,粮食根本不够吃,每年都要欠生产队的。  而程益中放牛的工作,一年能为家里挣上80个工分,对这个6岁小孩来说,已经是了不起的成绩。每天天蒙蒙亮,程益中便起床,赶牛出门吃草。到夏天,这个放牛娃通常赤着双脚,在泥泞不堪的土路上踩出一长串的脚印。  幼年程益中并没有觉得太辛苦,只在内心隐约有某种冲动。在7岁那年,他跑去村里的小学想报名上学,但很快被父亲挡回来。程父的理由很简单,此时的程益中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需要照看。等到第二年,8岁的程益中终于得以入读小学。  在开学那天,程父给儿子郑重取了学名:“程益中”。这是以中国传统方式给儿子入学赋予了宗教洗礼般的庄严。这个农家对读书一直很重视,程益中的祖父属于传统的乡绅,在村里充当调解纠纷之类的角色。  上小学后,程益中的放牛工作改由其母亲担任,但他在每天下午放学后,还是跑去接替母亲放牛。进学校读书给程益中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哪怕很多年后,身处距离家乡千里之外,程益中仍然会想起当年的语文老师和算术老师。  语文老师是一个从县城里来的女青年,时常让程益中感受着城里知识青年的文明和礼仪。算术老师是小学校长,男士,备受乡邻尊重。这是程益中最早感受到的一种男性的威严。  也许很难判断,这些感受到底对幼年程益中起了多大影响,但可以肯定的是,“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想法早已深入到这个放牛娃的骨髓里。  若干年后,当他读完小学,步行七八公里到公社(乡镇)上读中学时,前路越发清晰起来。  寄宿在学校的全部男生都挤在一个仓库般的宿舍里,上百人一间。没有厕所,撒尿是直接到门口方便的,程益中常常在半夜听到外边响亮的撒尿声。宿舍空气中到处是尿臭脚臭齐飞。有一段时间,很多男生得了疥疮,于是宿舍的空气里还弥漫着烂肉、硫黄的气息。  程益中是为数不多的没得疥疮的男生之一。并非他的身体多强壮,而是他在个人卫生上保持着较好的习惯。这个瘦弱的男生经常脱个精光,跳进学校附近的池塘,把全身上下洗个干干净净。  这时候,依然是吃不饱肚子。在程益中的记忆里,饿肚子读书的光景伴随着他走过青春期。每个星期,学生们从家里背上米,到学校了换上等额的饭票,再凭票买饭。菜是没有的,从家里带上两罐自制咸菜腌萝卜,就要吃上一个星期了。天气热的时候,罐头菜里就不由分说长出白色毛毛。  虽然条件艰苦,但程益中读书很用功。学校没电,到晚上每人自带一盏煤油灯写作业,睡觉前一抠鼻孔全是煤灰。同时,程益中还有一个很大的担心,就是母亲的身体一直很不好。到他高一那年母亲病情更加严重,家里实在难以维持,程益中决定辍学打工挣钱。  他找到同村的一个族兄,在其承包的工地上当上了小工。这是17岁的程益中自6岁为生产队放牛之后,得到的第二份工。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大江南北,建筑工地十分活跃。  程益中庆幸在工地上吃饱了肚子,还能偶尔吃上几块肉。而水泥包和砖头在磨出老茧的同时,竟也在锻造着这个读书人的体质。  这种在建筑工地上打造出来的吃苦耐劳品质和皮实体格,在10多年后,程益中创建中国南北两大报纸时,显然起到难以估量的作用。  工地的生活终归是艰苦和枯燥的,此时的程益中并不知道自己在这里要待多久,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虽然他一度对泥水匠的垒砖砌墙产生浓厚兴趣,并跟着师傅学习,但他隐隐觉得自己的命运应该和工地上的老乡们不一样。  在老乡们抽烟打牌休息时,程益中还是喜欢独自拿起书本看。“你是读书人,不该和我们过一样的生活。”年长的工友时常半开玩笑地劝说程益中。  转机在建筑小工生活持续一年半后出现。在姐夫极力主张下,程家人取得共识,认为程益中是个读书的苗子,不应该继续在工地上混日子。至此,程益中重新回到学校念书。  “上大学,改变命运。”程益中的目标开始前所未有的明确起来。1985年高考,他考出了整个村庄历史上最好的成绩。  初入广州胆小羞涩  那一天,程益中在田里干活,听到邮递员在田埂边上喊收信。他已经意识到,改变自己命运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来了。  程益中填的第一志愿是北京大学,同时听从父亲的建议在第二志愿选择了中国人民大学。程父说,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出来的至少是个县委干部。  不过,人生的际遇总有一些意外。程益中等到录取通知书,不是北京大学,也不是中国人民大学,而是邮递员也念不清楚的“中山大学”。  程家人废了点时间才弄明白这个“中山大学”,不在北京也不在南京,是在数千里之外的广州。广州,靠近资本主义世界的改革开放前沿,灯红酒绿,一个花花世界。程家人一度有些担心,因为那个地方的生活花销一定很大。  对于此时的程益中来说,即便安徽省会合肥也是遥不可及的地方,对于广州更是完全没有任何概念。1985年,20岁的程益中开始了人生中第一次出门远行。从怀宁县城坐车四五十公里到达安庆,在那里买了船票,乘船抵武汉。最后经过二十多个小时的火车,到达广州。  此刻,新的时间开始了,在这个安徽农家少年面前,一个崭新的世界徐徐展开。这里不再有漫山吆喝的放牛声,也无需埋头宿舍呼吸空气中的烂肉和臭脚味,这里到处是花花草草绿意葱茏。每个月还有二十多块钱的补助,程益中羞涩地喜欢上了广州。  大学新生入学第一课是“每个人必须用一分钟做自我介绍”。周一布置的任务,周五“执行”。这件事竟让初入广州的程益中在惶惶不安中度过一周,而且仍然没有想到合适的解决方案。  当站在全系三个班一百多个人的大教室前头时,程益中感到从未有过的紧张。这个有着放牛娃、建筑小工多种经历的男生,唯独没有在这么多人面前发表过讲话。心跳“砰砰”,脑子里一片空白,甚至想找个地洞立马钻进去。程益中艰难地做完自我介绍时,甚至不知道自己都说了些什么。  许多年后,他在记得自己当时表现很糟糕的时候,也依然清晰记得那时身旁坐着的一个女生,城里娃,胆子大,自我介绍时噼里啪啦,妙语如珠。  毫无疑问,这件事情极大地刺激了初入广州的程益中。在大学里,他开始有意识地训练自己。  “我其实是一个天生胆小、羞涩的人。”若干年后,名满天下的程益中这样描述自己时,已经有很多人都不敢相信。要知道,到2003年,在《新京报》宣布成立的动员大会上,程益中对着1300多名员工的演讲何等慷慨激昂,何等诗意挥洒,何等气势如虹。  “这一回,时间真的开始了!历史真的开始了!  152年前,亨利?雷蒙创办了《纽约时报》。126年前,尤金?迈尔创办了《华盛顿邮报》。85年前,邵飘萍创办了《京报》。54年前,《光明日报》和《南方日报》诞生在新中国的拂晓和黎明。4个月前,“光明”和“南方”一见钟情。3个月前,“光明”和“南方”共偕连理。3天以后,11月11日《新京报》横空出世……”  这场饱含激情的演讲持续了两三个小时,全场热血沸腾。  不过,程益中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他说,你的谈话水准,最核心是由听众来决定的,但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是可以通过严格训练来提高的。  虽然程益中从小学到初中一直担任班长之职,但从高中开始,这个农家子弟,便下意识排斥学生干部之类职务。而程父一度曾希望儿子去读中国人民大学,然后回乡进县委当干部。  从安徽农村走出,到广州中山大学的美丽校园里,程益中依然未变。他没有参加学生会,也没有在班里谋个一官半职,但凭个人兴趣参加了文学社和书法社。他喜欢听各式各样的讲座,喜欢探讨千奇百怪的新观点、新学说。  他更喜欢逃课到图书馆看闲书,或者去看电影。1980年代极负盛名的“走向未来丛书”、“五角丛书”都在程益中的涉猎范围之内。彼时中国高校,正刮着一股强劲的西方哲学热风。程益中选修了西方哲学史的课程,并流连于叔本华、尼采、海德格尔、卢梭等人的作品中。  此后,喜欢思考形而上的习惯一直伴随着这个中文系的高材生。  崇尚自由、张扬个性的风潮席卷着1980年代的中国大学校园。程益中也不例外。他喜欢跳舞,喜欢穿喇叭裤、戴蛤蟆镜,甚至一身流行风格回到老家并不惧乡亲指点。  程益中的个人城市化很快,在大学校园里还自学会了拉小提琴等乐器。到大学后期,这个来自安徽农村的大学生再次十分明确了个人目标:毕业后留在广东某个城市。此时,父辈曾冀望的回老家光耀门楣的思想,在程益中内心已经风卷残云。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桥头堡的珠三角,那满目繁华生机勃勃的氛围吸引了程益中,这无疑比回老家安徽要有更大的诱惑力。这时的中山大学也刚好摒弃了传统的“毕业生发回原籍分配”的就业分配政策,采用用人单位和毕业生供需双方见面的双向选择方式。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的广东,此时已然将人才视为一种自由流动的商品。  由此,程益中的就业选择更加从容。东莞公安局的女局长来到中山大学中文系,要物色一个笔杆子,局里一直没有正规的大学生,枪杆子的单位缺少弄笔杆的主。程益中被一眼看中。女局长放出豪言,来我们这吧,前途一大把。此时的东莞,制造业经济蒸蒸日上,是1980年代珠三角迅速崛起的一个城市,位列“广东四小虎”之首。  程益中满心欢喜,决定投身东莞公安局。但就在供需见面会后回宿舍的路上,他的命运轨迹发生了变化。  他被一个同学拦住告知,班主任有事找他。程益中敲门进了班主任李伟江的宿舍,见到一个陌生人。这个陌生人用奇怪的眼光在上下打量他。很快,程益中弄明白,陌生人是《南方日报》的人事部部长,正来中山大学想找个作家苗子做文艺编辑。班主任立马推荐了程益中,他欣赏这个学生的文学才华。  这是一个令人惊喜的意外,1980年代的《南方日报》招人并不多,能进去工作的中山大学毕业生凤毛麟角。此前程益中根本想不到自己能进入这个文化单位。但当天,这个长相机灵的文艺青年迅速被《南方日报》的人事部长相中。  对东莞公安局、省委机关报两相权衡,程益中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那是培养作家的单位。”读中文系的学生,或多或少做过云一般的作家梦。  文弱书生原来凶猛  1989年6月,南粤大地最老牌报社――《南方日报》的文艺部编辑们,发现办公室里来了一位年轻人。这个刚毕业的大学生身材瘦削单薄,但眼里透出英气和才华。  文艺部已经好多年没进大学生了,办公室里都是一些资历很深,在广东文坛上赫赫有名的老编辑们。新来的程益中在办公室里显得分外惹眼。让老编辑们首先感到满意的是,小程待人彬彬有礼,端茶送水非常勤快。  程益中迅速融入文艺部的氛围,设想着自己有一天能写出第一流的文学作品,然后成为一名“牛鼻”的作家。不过,文艺部的作家苗子也是和所有进单位的新人一样,免不了要下基层锻炼。半年多后,《南方日报》派程益中去湛江做驻站记者。湛江位于中国大陆最南端的雷州半岛上,西靠北部湾,南出太平洋,与海南岛隔海相望,是近代兴起的一座海滨城,也是中国首批对外开放的沿海港口城市之一。  程益中暂时搁置了作家梦,全身心投入驻地新闻报道,很快在这个南海边的城市风生水起。他采写了很多猛料,如当地发生的宗族械斗、官员大建私宅等社会问题,在《南方日报》上大篇幅发表。这个文艺部的作家苗子,一时成为报社当时最多产、也最有进取心的记者之一,同时也触怒着地方官员们。那时,作为省委机关报的驻站记者通常在地方享受着不一般的待遇,地方官员一方面需要拉拢省报记者以少做或不做对他们不利的报道,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记者之笔给自己的政绩吆喝添花。  很多年后,程益中回忆往事依然很庆幸自己在驻站时没有沦为吹鼓手。  而通过大篇幅暴露地方官员丑闻类报道,程益中的名义开始进入《南方日报》领导层的视野。在湛江驻站一年多后,重回《南方日报》文艺部任责任编辑的程益中,已然在报社内小有名气。  作为广东最老牌的报纸,《南方日报》在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期,随改革开放大潮大搞多种经营,投资房地产、保健品、招待所等多个领域,但没挣到钱,反而亏进去了报社多年的积累。面对同城的《广州日报》、《羊城晚报》在市场上的咄咄逼人,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开始筹划新创一份市场类报纸谋生。《南方都市报》应运而生。  在文艺部崭露头角的程益中此刻正往作家之路上狂奔。他根本没想到报社筹划新办的这份市场类报纸跟自己有什么关系。  到1994年10月,程益中的路径发生了历史性转折。他被抽调去任《南方都市报》筹备小组副组长,负责创办《南方都市报》的所有文案及规划设计工作,后来又出任《南方都市报》副主编主管采编。“完全没有思想准备。”程益中愕然。这个孤身入广州的安徽农家子弟,在人才济济的《南方日报》内,并没有特殊的高层关系,甚至也不认识报社领导。  不过,程益中忘记了自己在若干年前埋下了重要的“关系”。此时出任《南方都市报》筹备小组组长的关健是《南方日报》社会生活部的主任,十分欣赏“小程”的才华。早在程益中驻站湛江的时候,便主导刊发了这个新记者的大量稿件。  在《南方日报》内,不少老资历的编辑记者中层干部对程益中的评价都是:“做事认真踏实。”这也许也是当报社筹划办新报纸之际,29岁的“小程”能脱颖而出的原因。  受命之下,程益中研究了当时国内外的市场类报纸,尤其重点关注了国内新兴的都市报。他写下了一万多字的“《南方都市报》基本法”,探讨如何才能让这份还在孕育中的新报纸超越其他所有报纸。  他甚至亲自设计了新报纸红黄两色的报头。报头他选择了古老的魏碑字体,刚劲雄强、气象浑穆。这代表了他对这份新创报纸的追求理念:这份报纸应该成为一座丰碑,它应该有风骨、有风度,让人肃然起敬。  程益中初尝创业的激情,一发不可收拾。尽管《南方日报》给他提供的公寓就在办公室附近,但程益中常常在办公室里彻夜加班乃至就地睡觉。他妻子抱怨说,有时候会连着几天见不到他人影。这对夫妻刚刚生了个小男孩,但最让他宠溺的还是他的报纸。  可是29岁的副主编并不太好当。在《南方都市报》创办初始,第一年挂账经营亏了800万,很多质疑潮水般涌来。在《南方日报》的干部大会上,讨论《南方都市报》议题时,程益中受主编关健的委托谈《南方都市报》的情况。  这位年轻的副主编站起来只说了三句话,却三次引来哄堂大笑。  他说:“我认为我们现在要思考的问题,不是《南方都市报》在广州激烈的报业竞争中有没有生存必要和生存空间的问题,而是《南方都市报》该如何尽快成为广州报业老大的问题。”哄堂大笑。程益中接着说:“只要我们坚持自己的报业理念、编辑思想和管理制度,我敢说就不是《南方都市报》会不会成为广州某报、羊城某报的对手的问题,而是广州某报、羊城某报会不会成为《南方都市报》对手的问题。”继续哄堂大笑。  程益中涨红了脸,依然没有理会,又说:“可是大家一定要明白,在热闹的马路边栽树,绝对不能栽小树,绝对只能栽大树。《南方都市报》必须要有足够的投入,一开始就是参天大树,而不是一脚就可以踩死的小苗……”  这一次他的话音未落,就被哄堂大笑淹没了。  全场七八十个人,鲜有人能意识到这个从放牛娃走来的年轻人是何等倔强,更没有人预料到在他的带领下,《南方都市报》会到达一个什么样的巅峰。  那时候,程益中喜欢给人兜售一个关于赛跑的故事。  他说广州现在是三个人在万米赛跑。第一个是《羊城晚报》,已经跑了八九千米,无论发行量还是广告量,多年雄霸中国报业龙头地位;第二个是《广州日报》,也跑了七八千米,上升势头还很强劲,如日中天;第三个就是我们《南方都市报》,刚刚趴到起跑线上。现在的问题是,我想当冠军,这该怎么跑?答案只有一个:换一个规则跑。如果按照原来的规则跑,我们争第一应该说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我们按照自己的方向和方案跑,就一定有可能。  “这就是我解决办好这张报纸的一个小小的窍门、一个大大的秘密。原有的中国报业殿堂没有我们的位子,我们只好建造一个殿堂供奉自己。”  此时,程益中的新闻理想主义和办报野心,完美融合在一块。在报业竞争的丛林里,这个文弱书生和他的同仁有其异常彪悍和凶猛的一面。最初的《南方都市报》,正是以草莽之气厮杀于江湖,杀出一条血路。  到2000年年底,《南方都市报》日均发行过百万,一举跨入百万大报行列,并以全年2.6亿元的广告额彻底颠覆了广州的报业格局。此时的《南方都市报》才刚刚进入改日报后的第4个年头,报纸版数就已由最初的16版一跃扩为80版。4岁的《南方都市报》豪气冲天地宣言,将与《广州日报》争夺报业市场头把交椅的位置:  “台上只有两个人,因为这是决赛。从来只有两人争夺冠军,我们站在这里。”  报业巨擘身陷囹圄  《南方都市报》在突飞猛进之际,大举招兵买马。大江南北江湖各路豪杰,相约南下,聚集在《南方日报》大院。英雄不问出处,上下无分等级,是这个报界后起之秀走向牛鼻的法宝之一。  而作为广东省委机关报驻地的《南方日报》大院,对于没有干部身份或者名牌大学毕业证的人,一度是很难进门的。  《南方都市报》新招的记者被统一安排在大院内一处宿舍暂住,但出入都经常要被保安盘查登记。一个老家是江西的记者,初入职《南方都市报》,带着老父亲一起住在南方大院的宿舍里。老人刚从农村出来看儿子,衣着普通,满口乡音,在南方大院的门口被保安拦住,不让进来。作为《南方都市报》记者的儿子前来理论,也未能带父亲进大院,父子俩被保安推搡。  双方发生激烈争吵。这名记者直接打电话到程益中那求援。  时任《南方都市报》副主编的程益中正在吃饭,听到消息,把饭碗一撂,立即跑去为部下解围。  不想,这南方大院的保安甚是彪悍,对程益中的交涉也毫不理会,甚至出言不逊,当场还推搡老人。部下屡受保安恶气,程益中早就心怀不满,忍无可忍,当天终于大爆发。一边是偏见,一边是长期对偏见的不满。主编和他的几名记者遂群起把保安们揍了一顿。  终出了一口鸟气,不过保安队长告状到社长那。程益中被社长找去一顿臭骂,领了处分:“你一个处级干部,还和保安打架?”至此,程益中为员工事情带头和保安打群架的故事也在江湖上传出。程益中认为,这个事情其实反映了在《南方都市报》创办早期,《南方日报》大院内,一种老的体制和一个全新体制的冲突。  有人说,身材不高的程益中有着一种天生的威严感,眉宇间到骨子里都有一种领导的权威。而对于程益中的很多部下来说,程益中在生活中更是一个可亲可敬的兄长。  在广州初尝成功之后,2000年《南方都市报》大举进入深圳。这一年《南方都市报》借用恺撒大帝的豪言“我来了,我看见,我征服”作为年度口号,尽显迅猛的上升势头和攻城略地的勃勃野心。深圳成为《南方都市报》继广州之后苦心经营并取得重大成功的另一重镇。这份报纸也迅速将在广州培育的精神气质移植到深圳团队。  其时已是《南方都市报》总编辑的程益中,经常一两个月就会带广州总部的一大群编辑来看望在深圳开拓的众记者。并且,每来必请客,每请必有人醉。欢乐精神,与其理想气质一样,都是这个朝阳媒体骨子里的一种东西。  程益中酒量并不大,但经常和记者们喝得脸红耳赤。  若干年后在新闻记者圈声名鹊起的傅剑锋当时还是《南方都市报》深圳团队的一名新闻小兵。他回忆,最开心的一次喝酒是在深圳荔枝公园的湖边小酒吧里。三四十人,桌子一字儿排开,拿上来整箱的葡萄酒与啤酒。把酒临风,地王大厦的射灯、都市的霓虹与天上的月光,几乎都一收于湖中倒影。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喝醉了,有唱歌的、有倾诉的、有哭泣的、有大笑的,这是一种肆意挥霍生命中的激情、浪漫、哀愁与欢乐的沉醉。  程益中也醉了,他斜靠在椅子上,望着湖面沉思。  然后他抬头问坐在周围的一些同事:“你们知道人生中最有意义的是什么吗?”众人摇头。他微微笑了笑:“超越自身的不可能性。”他又问:“你们知道世界上最伟大的力量是什么吗?”众人摇头。他有些神情悠远:“爱。”  此时的《南方都市报》和程益中都在努力超越自身的不可能性。  2003年,除了紧密布局珠三角各城市,《南方都市报》更把触角伸向北京。数百《南方都市报》精英北上创办《新京报》。“时间伟大得无法遏止,该来的总归要来。《新京报》一声嘹亮的啼哭,划破千年古都的沉静。历史开始了。”  在《新京报》成立大会的演讲上,程益中激情洋溢地说:  “我们决不做小买卖,我们决不办起点低的报纸,我们决不要成长的过程。我们栽下的是参天大树,不是一脚就可以踩死的小苗。我们不是来试水深水浅的,我们是有备而来的,我们来了就不打算走了……经过几代报人的努力,《新京报》必将成为21世纪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报纸,21世纪中国最有责任感的报纸,一张与大国地位相称的报纸,一张承载着中国报人希望与梦想的报纸……没有什么力量能够留得住时间!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止得住《新京报》这列呼啸而来的战车!”  一身兼任南北两大报纸总编辑,程益中奔走于京粤之间,统帅数千人的团队。  这个崛起于阡陌间的读书人一度对所做的事情充满历史责任感,喜欢站在历史的高度看待自己和同仁所从事的工作。他说,我感受到我们是在成为时间的一部分,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这一年,《南方都市报》发行量突破140万份,广告收入超过10亿元人民币。  也就是在这一年,《南方都市报》刊出被收容大学生孙志刚之死案的报道,震动朝野。在报道刊出仅2个月后,国务院就正式宣布废除实施了21年的《收容遣送办法》。以地方小报姿态登场的《南方都市报》开创了用报道推动法制前进的先河。  在这前后,有关非典疫情的报道也让《南方都市报》赢得巨大社会声誉。  同年12月,程益中的同事、《南方都市报》兼《新京报》总经理喻华锋被捕。3个月后,程益中辞职,随后不久被拘留。在看守所里待了5个多月后,程益中被无罪开释。  无怨无悔不喜不悲  马蹄声已经远去,硝烟已经散去,刀光剑影已经成为背景。2004年这一事件的发生,对程益中的人生路径产生了重大影响。  程益中也花了点时间走出低谷。多年后,他还会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平静回首往事说:这件事情的发生对我来说,是一笔不可多得的巨大财富,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造化。  “经历此事之后,解决了我人生中的一个重大问题,过了一个大考。再也没有想不通的问题,再也没有什么过不了的沟坎。一切都不是挫折,一切都算不了什么。过了这件事,每一天的每一点快乐,对我来说都是意外的,都是收获。这件事意外成就了我,使我的人生变得有意义和有价值。”  在沉寂约两年后,2006年3月,程益中离开广东到北京,出任《体育画报》中文版执行出版人。他在接受访谈时依然引用了若干年前自己的话:“过去是不存在的,只有未来。”在这次合约期满之后,他又出掌《东方企业家》杂志。到2011年7月开始,程益中再次南下,赴任香港亚洲电视高级副总裁。  在一些人眼里,程益中变了,没有了当年指挥千军万马的报业统帅之万丈豪情。  程益中很平静,他说,我从来没有在别人认为我很得意的时候很得意,也没有在别人认为我失意的时候失意。早在大学时代开始,程益中就喜欢思考人生、思考意义,曾经一度是叔本华和尼采的信徒。  在率领《南方都市报》狂飙猛进的时代,很多部下视程益中为《南方都市报》的精神领袖。这似乎是一个永远乐观,永远充满鼓动性激情感染同事的总编。而程益中却这样认为,他之所以常常要去激励别人,是因为自己常常需要激励。  “作为一个企业的领导人,我必须是员工的精神加油站,我自己都没油了怎么行!但我并不是一个积极的人。相反,我有时相当消极,相当悲观,甚至觉得人生真的很无聊,有那么多的苦难需要我们去承受。人生也有快乐,但快乐总是庸俗不堪。不幸的是,我是一个没有资格向别人展示低落情绪的人,一个需要一副坚定面孔的人。我之所以拨动别人的脉搏,是为了疗救自己的伤痛。我之所以要去点燃别人,是为了照亮自己。我要拯救别人,先要拯救自己。”  程益中甚至还曾公开直言不讳地剖析自己说:“有两个程益中,一个是青面獠牙的程益中,一个具有攻击性的程益中,这是被企业异化的程益中,我不喜欢他;一个是不具有攻击性的程益中,一个天生胆小羞怯之人,一个不比人坏也不比人好的小人物,一个好静的人,那就是我。”  2002年左右,一篇对程益中的专访刊登之后,他曾收到来自岭南一位著名大寺庙方丈的信函。信中说,访谈中能看出他有“佛缘”,希望程益中能“前来一叙”。 &&&&而彼时,程益中正创造着中国报业的历史性传奇,当然没有投身佛门。不过方丈慧眼,识出了满身光环的程益中骨子里有一颗归隐之心。但,这个归隐并非遁入空门,而是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出世”。  纵然如今,行走于南中国最繁华的深港大都会之中,程益中依然认定,他其实一直有一颗归隐的心,一个放下的心。这是骨子里,从小就有的情结。他说,很多时候做事,入世是为了出世。  “你的理想生活是什么?”  “不必为稻粱谋,看自己想看的书,做自己想做的事,走自己想走的路,去一些地方走走看看,写写字。跟自己愿意交往的人来往,对繁华可以完全忽略不计。”程益中说。  不久前的一天凌晨,程益中接到一个大学老师的电话。老师在电话里哭诉,在酒桌上和人大吵甚至打起来,因为他无法容忍有人攻击谩骂自己的得意门生――程益中。  听着电话那边的大学老师号啕大哭,程益中却异常平静。  他给老师写了一个很长的短信说:我是一个什么人呢?恐怕不像老师你夸得那么好,也更不像那些人攻击得那么坏。但至少有一点我不作恶,有一颗知羞耻的心,不拘小节但大节守住,疏于人情但冷暖自知。  程益中鄙视世俗所谓的成功,鄙视不择手段获取的功成名就。他说,在这样的时代里,没有比成功更恬不知耻的事情。“我对这个时代充满挫折感的人,失败者失意者,都是很敬佩的。”  他依然认定,个人的价值在于对别人、对社会的价值,而不是简单的个人成功设计。一个人应当成为这个社会正能量的一部分。  如果关注程益中的微博,可能有人会认为这个曾从世俗成功巅峰走下的传奇人物现在十分失意或者愤世嫉俗。  “其实我愤世嫉俗的不是自己的境遇,而是对别人的遭遇感同身受。这跟个人生活是没有关系的。”程益中说,“其实,我自己活得还是挺幸福的。幸福是过上你自己想要而不用太累的方式来获得的一种生活方式,更多时候来源于一种心理体验,甚至是一种态度。”  2012年3月,入职亚视仅半年的程益中挂印而去。  他发微博说,鉴于自己与亚洲电视主事者观念及风格迥异,道不同不相为谋,已决意请辞亚洲电视高级副总裁之职。  “冒险而来,犯难而去,无怨无悔,不喜不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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