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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类经典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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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抗议书本无用 西方大学全面修改经济学教材
　　因学生抗议传统的大学经济学课程难以应对全球经济发生的问题，四大洲多所大学正全面修改经济学课程。
　　学生团体自金融危机以来一直猛烈抨击经济部门，因其未能处理全球最紧迫的社会问题，包括不平等和全球气候变暖。他们也批评学院教授讲授的一系列经济学课程主要聚焦新古典主义模型，难以解释2008年金融危机。
　　学生的抗议赢得了一些名声显赫的经济学家的支持，包括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以及英国央行首席经济学家Andy Haldane。改革的支持者们认为，如果下一代政策制定者要避免重蹈2008年金融危机覆辙，就有必要采纳更多应对办法。
　　伦敦、巴黎、纽约、波士顿、布达佩斯、悉尼和班加罗尔的经济院系将在本学年，通过测试由伦敦大学学院教授Wendy Carlin领导的CORE project的新教学大纲，以处理学生的投诉。由索罗斯赞助的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stitute for New Economic Thinking）已经为该计划斥资约30万美元。
　　新经济思维研究所主席Robert Johnson表示，本科课程并不反映资深经济学家的研究，这是个问题。此外，我们在课本使用的案例通常是基于美国数据和机构的，这在其他地区无法引起共鸣，特别是新兴国家。我们正着力解决这些问题。
　　一本交互式的在线教科书将更多重点放在经济学历史和数据上，现在已经可以在CORE的网站上免费看到。参与该电子书编撰的伦敦大学学院博士生Davide Melcangi表示，新课程将解决学生对当前课程过于抽象的担忧。
　　&大部分本科课程主要关注经济学家运用的工具，但并未解决大部分学生对经济的疑问。CORE计划的动机在于通过回答这些疑问，来教授学生经济学家运用的工具。&
　　尽管一些学生认为电子书算是进步，但其他认为，CORE计划对解决经济问题的不同方法讲授得内容过少。
　　巴黎第十三大学的博士生Louison Cahen-Fourot表示，问题在于，CORE计划并非真的那么多元化。它是非常主流，且并未达到我们对经济学多元化的要求，比如听到更多声音和方法论。
　　CORE计划通过在线汇集学生、教员和其他经济学家的评论来修改这本电子书。最终版本料在2016学年初上线。
　　Johnson表示，教学大纲内容的包容度和专业收容度间总是要有取舍。我尊重年轻人对此的反馈及他们的智慧，但同样必须依靠教师提供合理的指导。
　　Carlin教授希望电子书的设计将允许讲师专注于改善学生的沟通技巧。&课程专门空出了课堂面对面讨论的时间，学生在课堂上有更多时间提出政策和实践经验的问题。过去几周，最先使用该电子书的两所美国大学认为，电子书这一媒介非常吸引人。&
　　对主流经济学课程不满的学生组成了&国际学生创议经济学多元化&的网络，该网络包含来自30个国家的60个组织。
　　参与CORE计划第一阶段的学校包括伦敦大学学院、巴黎政治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马萨诸塞大学波士顿分校、中欧大学、悉尼大学和印度Azim Premji大学。
责任编辑：NF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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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8月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以下简称《教科书》）。该书在我国1955年6月由人民出版社80
1938（中央马列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版）19242030（参见《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9章—第12章）到193611（《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377页）1937491936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1版，第340页。以下凡引文相同处，仅标注《教科书》与页码）
第二在2040（列昂节夫《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研究方法》，转引自特里福诺夫、希罗科拉德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30页）（《教科书》，第9页）可见，
（《教科书》，第5页）（《教科书》，第6页）可以说，以上提法确实是()（〔美〕莱伯门《理论性和必然性：当前社会的阶段性基础》，《科学和社会》2005年7月，转引自朱钟棣《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探》，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175页）至于要证实社会主义最终取代资本主义还需要更多的样本。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186页）（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61年第4版，第7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9页)()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58页)
（《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第6页）（参见姚颖《马克思所有制理论的文本解读》，《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年第2期）“文革”
孙冶方指出，财产关系(或译作所有制关系或所有制形式)原来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生产关系的三个组成部分：生产、交换、分配，就是这个法律用语所包含的全部经济内容。这也就是研究生产关系而不是研究它的法律形式的政治经济学在“所谓‘所有制形式’或‘财产形式’的项目下所要研究的全部内容”。他认为，如果象斯火林那样，在生产、交换、分配这些关系之外把所有制捕取出来，并且和它们并列为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独立研究对象，那就不仪是同义反复，而且不可避免地促使人们从生产关系之外去研究“所有制”问题，从而产生马克思所说的“形而上学的或法学的幻想”。（孙冶方《论作为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生产关系》，《经济研究》1979年第8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编写组《政治经济学争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页）
林子力指出，斯大林把所有制规定为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并决定着其他两个方面，就使所有制成为可以脱离生产、流通和分配而存在的独立的概念，实际上也就是把所有制简单地等同于生产资料的归属。……离开了生产、流通、分配过程，用生产资料归属的法律概念代替生产关系的现实形态，决不能得出对一种所有制的本质特征的规定。这种根本方法上的偏差，在经济学的研究中引出了许多含混的、不确切的甚邕是错误的论点，使经济理论长期在一个固定的程式中打转转，无法深入和发展，对经济实践所造成的不利影响更是难以估量”。（林子力《经济理论研究的若干方法问题》，《红旗》1979年128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编写组《政治经济学争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页）
斯大林的“所有制崇拜”，在实践上就是不顾生产力水平，急于实行国有制和准国有制，即俗称“穷过渡”，这在前苏联和我国都对生产力发展造成过巨大的损失。改革开放后，我们在农业上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制，土地是集体所有制的，所以家庭联产承包制还是集体所有制的；许多领域私营企业实际上很难进入，在财政、金融方面私营经济与国有企业没有处于同一起跑线上；大型国企占据了国家巨额的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凭借它的垄断地位，从而获得巨额利润（2011年为2.2万亿元，相当于国家财政收入的五分之一强），而国家2011年确定央企只给财政上缴利润的5%，这些国企为各级管理者和职工规定较高的工资、津贴和福利，从而使国企职工的平均工资高于社会平均工资的4－5倍，至今仍然主张“国进民退”。这些都说明斯大林的“所有制崇拜”的影响仍然还未清除。
“所有制崇拜”，而且有两个问题是“走极端”的。
第一，，……社会积累起来的全部劳动，即社会拥有的、用于继续生产的全部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都为人民利益服务。”（《教科书》，第422页，引文的着重号是原文就有的。）（同上，第423页）“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同上，第424页）（同上，第424页）就是1993（转引自苏东斌《当代中国经济思想史断录》，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08—209页）于光远的结论是：
一般的公有财产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特征：历史上所有的社会都有公共财产。马克思、恩格斯从来不说公有财产是社会主义的本质&
他们在自己的著作中用的是“社会财产”。马恩著作译本中的“公有制”是原著“社会所有制”的误译。所谓“社会所有制”，既因误译未能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重视．其含义也就没有得到讨论，社会主义社会中居统治地位的财富的性质至今未被阐明。（转引自苏东斌《当代中国经济思想史断录》，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09页）
&第二，还表现为“国家所有制崇拜”。27——
（《教科书》，第424页）
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只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一种形式，“国家所有制是由国家政权的行政组织取代经济组织，直接指挥企业的一功经济活动”，这样“就会出现主要地或单纯地利用非经济的杠杆来管理国民经济的情况”，使客观的经济运动服从予行政的系统、层次和划分。（董辅礽《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问题》，《经济研究》1979年第1期，载《政治经济学争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4页）
经济学家何伟2007年在“对三个概念的刍议”一文中，提出：
国有企业、国有经济、全民所有制，三个概念是不同的；国有企业、国有经济只是公有制一个组成部分，不能代表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准确的、科学的定位不应是国有经济，而是社会所有制；社会所有制的具体实现形式，有国有制、集体所有制、合作制、股份制、各种基金及社团所有制，都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不单纯是国有经济。（转引自苏东斌《当代中国经济思想史断录》，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09页）
应该说W·W·
生产资料所有制是一种通过人对物的关系，特别是对物质生活条件的再生产过程中物质要素的关系实现的社会关系。其中，社会利益的实现程度、方式和社会对生产资料有效支配的联系形式，是不同所有制的根本区别。这一点也是社会主义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与公有制即传统国家所有制的差别所在。在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中，对生产资料的支配权集中于国家，社会被剥夺了直接在经济领域中支配生产资料的权力，仅仅保持了一种靠政治手段来控制或影响的可能性。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也是一种私有制。只是在社会通过代表——国家——实现了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和支配，并在向生产资料社会化占有和支配方向发展这个意义上，国家所有制才是一个起点，才是社会所有制的低级形式或间接形式。社会所有制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生产资料必须用于满足社会利益；第二，社会必须对其占有的生产资料具有有效的支配权。其中第二个条件是决定性的条件；但是，它的实现是以政治民主化作为前提的。从经济政治化角度讲，社会所有制与政治民主问题是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的，它是政治民主制度的经济化。总之，这种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之所以是民主的，就因为它们是社会自治的，或者反过来说，它们之所以是自治的，就因为它们是民主的。（摘自W·布鲁斯《社会主义的所有制与政治体制》,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7—18页）
波兰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都毫不保留地承认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本要素。同时，根据《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的马克思的有名公式，国家则被看作是耸立在“经济生活的基础”上，并且按照“上层建筑必然同经济基础相适应的规律”(即所谓第二个基本的、社会学的规律)，同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这两个要素即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同国家(政治权力)之间的相互关系，即作为决定的因素和作为被决定的因素的关系，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适用。我看似乎是没有根据的。我的意见是，根据传统所接受的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是“基础”，另一方面是“上层建筑”，从而“归根结蒂”被认为是决定的因素与被决定的因素——就社会主义而言，是需要做根本修正的。社会主义下的经济与政治——特别是做动态的考察时——是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以至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个古老的概念越来越不适当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从而“经济基础”的发展，取决于与此相适应的政治关系的发展——政治权力体制的变化——这特别在危机时期中会强烈地感觉到。
一般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标志是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占统治地位。但是，什么是社会所有制呢?在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科书中，要找到这个用语的全面、正确的定义，是出奇的困难。
必须指出，在公有制占统冶地位的社会经济的体制下，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也已经同在典型的资本主义下的关系有很大不同了。因为，现在的政治因素直接影响着关于国民收入的增长和分配的经济决策。
&然而，马克思主义文献决没有满足于作为公有制的社会所有制的定义。公有制(特别是国家所有制)如果是发生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时候，是不被看作社会所有制的。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是承认公有制为社会所有制的必要条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作为一种政治制度，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个要素的国家——的性质被看作是决定基本生产关系(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的因素。（摘自W·布鲁斯《社会主义的政治与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6—107页）
就是他们的生活水平直接降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愈来愈低。”（《教科书》，第154页，着重号是原书就有的）
（同上，第153页）（同上，第156页）
（同上，第154页）二是（同上，第155页）三是（同上，第155页）
我们主要从方法论的角度讨论贫困化（重点是绝对贫困化）问题：
第一，有无“绝对贫困化”的规律？所谓“化”者，必定是反映了某种确定的、带有方向性的演进的趋势，也就是“规律”的意思。规律是客观的，人为不可改变，这是规律的题中之义。如果我们认可绝对贫困化是个规律，那就是认可这样的现象是不可改变的：“资本越积累、生产力越发展，社会的无产阶级人数越多，赤贫人数也越来越多，并且绝大多数人“生活更坏，吃得更差，更吃不饱，更要挤在地窖和阁楼里。”（列宁语）这显然是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不相符的，也被当代资本主义的现实情况所证伪。“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之说是不能被实证的伪命题。正因为如此，“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之说成了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一直用以嘲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口实。如，萨缪尔森在《经济学》第十版的“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中说：“在1900年，《资本论》在1867年出版后的三分之一世纪，即使是最热忱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必须面对实际工资在西方世界正在绝对地上升而不是下降这一事实。”（萨缪尔森《经济学下册》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11页）他甚至刻薄地说，“在经济学中，‘马克思主义是麻醉马克思主义者的鸦片’的事例实在太多了。”（同上，第329页）他举了5个例子，其中就有“绝对贫困化”。
第二，在讨论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借鉴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研究思路，即把马克思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作一个区分。法国人汤姆·洛克曼在他的《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一书的“中译本前言”中说：“我强调马克思和以恩格斯为创始人的马克思主义在哲学观点上的决定性差异，进而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之间的差异。同时，我强调要真正理解马克思的观点在哲学上的重要性，应该通过阅读马克思本人的文本，而不是像通常所做的那样，通过马克思主义来进行。”（汤姆·洛克曼《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中译本前言”第1页）我们看看马克思本人的文本吧。现在有学者考证，马克思只用过三个概念：贫困化、相对贫困、绝对贫困，没有讲过相对贫困化和绝对贫困化。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就使用的是“绝对的赤贫”、“绝对的贫困”等语；马克思在《1861—1863年的经济学手稿》中使用过无产阶级“绝对贫困”的用语，但是在他的《资本论》中，连这个用语也找不到了。即便就是《经济学手稿》中所讲的无产阶级“绝对贫困”，也同今天所讲的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的含义是不同的。马克思说：“被剥夺了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劳动能力是绝对贫困本身”。(《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47卷第39页)“这种贫困无非是说，劳动能力是工人唯一能出售的商品，工人只是作为劳动能力与物质的、实际的财富相对立。”(同上,第40页)显然，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绝对贫困”是指工人失去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而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加以出卖。以马克思的战友恩格斯为首的后人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方面的论述，是与马克思的文本思想不一致的。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中有句话，实在让人费解，可能就是这句话被后人作为绝对贫困化的依据：“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73页）
第三，在坚持“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观点的人最后坚守的底线是“劳动力的价值与价格差距在加大，这就是绝对贫困化。”（《苏联学术界关于绝对贫困化问题的讨论》，载蒋学模、陶大镛《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49页）这是苏联经济学家鲁缅采夫首先提出的，被当时苏联理论界认为是“对贫困化规律的现代作用的创造性的理解。”（同上，第350页）在我国上世纪80年代持有“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观点的人，也是以此说法为“有力”论证的。但这个说法在理论上和逻辑上是讲不通的。
我们知道工人的劳动力是商品，因此劳动力就有它的价值和价格。劳动力价值就是生产劳动力这个特殊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就是维持工人及其家庭物质文化生活所必需的消费品的价值；而工资就是劳动力价值的货币表现，即劳动力价格。劳动力价格会与劳动力价值发生背离，经常会有个差额。那么我们能不能用这个差额来表示绝对贫困化呢？坚持“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观点的人，认为能，而且认为这个差额是加大的。显然这是很荒谬的。其一，劳动力价值是一个抽象的范畴，它不能用决定价值的每一个因子的数字来说明；而劳动力价格是具体的。因此，在逻辑上二者的差额是无法计算的；其二，工资这个概念，借用《资本论》的经济范畴，属于必要劳动的价值(ｖ），工人参与分配必要产品(ｖ），属于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参见熊映梧、王绍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4页）；但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保障越来越健全，工人的实际收入很大一块来自福利基金。而工人参与社会保障、福利基金的分配，就是参与了剩余产品(ｍ）一部分的分配，也就是参与了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在这种情况下，就无法考察“劳动力的价值与劳动力价格之间的差距”了；其三，如果说“劳动力的价值与价格差距在加大，这就是绝对贫困化。”那就意味着，在资本主义的历史长河中，劳动力的价格会越来越低于它的价值，也就是说劳动力价格会永远偏低于劳动力价值，偏离的幅度越来越大，这符合劳动价值论和价值规律吗？
第四，否定了绝对贫困化是规律，那么是否意味着相对贫困化还是个规律呢？我的看法也是否定的。所谓相对贫困化规律，就是说在社会总收入中，工人阶级的收入份额越来越小，而资产阶级的收入份额则越来越大。这种“规律”同样也被当代资本主义的实际情况所证伪。在早期资本主义阶段，工人的工资收入很低，而且没有保障，资本家攫取剩余价值的比率很高。19世纪下半叶，美国的年剩余价值率平均在100%左右，日本在20世纪30—40年代的年剩余价值率平均在230%。二战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目前，当代资本主义各国的年剩余价值率平均在40%左右。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各国的国民收入中，剩余价值所占的比重在下降，劳动者工资收入的比重在上升。在剩余价值规律依然占统治地位的同时，当代资本主义各国也开始兼顾劳动者工资收入的增长，并注意保护劳动者的利益。2000GDP经济学家王振中在2003年对劳动与资本要素在收入分配中比重变化情况作了实证研究，他对其研究结果介绍如下：
在收入分配理论中，分析劳动与资本要素在收入分配中的地位时，可以选用多种方法。其中有两种方法比较简洁易懂：一是在以要素成本计算的国民收入中，计算劳动与资本要素各自所占的份额；二是在个人收入来源中，计算劳动与资本要素各自所占的份额。
首先看第一种方法。通过对美、英等国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重新整理和分析，可以看出，美国在1870～1984年期间的114年中，劳动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劳动收入所占比重为50%（1870和1880年）至74.3%（1980～1984年）；资本要素收入所占比重为16.6%（1970～1974年）至24.5%（1880和1890年）。也就是说，在美国上述114年间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不仅资本要素收入始终占小头，而且劳动所占比重呈稳步上升趋势，而资本要素则恰恰相反。
再例如，英国在1860～1984年的124年中，劳动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也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劳动收入所占比重为45.2%（1860～1869年）至68.8%（1975～1979年）；资本要素所占比重为36.5%（1910～1914年至
21.9%（1975～1979年）。也就是说，在英国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资本要素收入也始终占小头。
再看第二种方法。个人收入一般主要有三个来源：工资收入、资本收入和转移收入。……由于这两项收入在个人收入中所占比重实在太低，因此可以忽略不计。
根据美国有关的统计资料可以推算出，在个人收入中，来源于劳动的所得始终占大头。在1929～1999年的70年间，仅工资一项在个人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就已相当大：1929年占59.4%，1939年占63.5%，1949年65.3%，1959年占67.4%，1969年占68.3%，1979年占
63.6%，1989年占56.5%，1999年占57.5%。
如果按照美国的统计口径，再加上其他劳动收入（如雇主支付的社会保险金等），那么在个人收入中，劳动所得所占的比重1929年要调高0.6个百分点，达
60%；1939年要调高0.9个百分点，达64.4%；1949年要调高1.4个百分点，达66.7%；1959年要调高2.6个百分点，达70%；1969年要调高3.8个百分点，72.1%；1979年要调高6.1个百分点，达
69.7%；1989年要调高7.8个百分点，达64.3%；1999年要调高6.6个百分点，达64.1%。如果再加上同期个人接受转移支付的金额，可以推算出，同期资本所得所占的比重大约在20.0%（1969年）至38.2%（1929年）之间。因此，即使按照个人收入来源的方法计算，劳动所得在收入分配中也占大头。
类似的情况在英国也存在。英国学者曾经计算过1991年时的个人收入，结果是就业所得占63.5%，自我雇佣所得占11.1%，转移收入所得占14.35，资本收入所得仅占11%。（王振中《劳动与资本在分配中的地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3年1月9日）
当代英国经济学家埃里克·罗尔虽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对马克思经济思想仍有较客观的评价。比如他认为，马克思“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区分是从剩余价值学说用严格的逻辑推论而来的”；（〔英〕埃里克·罗尔《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85页）危机理论中“关于消费与积累之间的关系、利润与资本之间的关系等，都与某些现代学说有类似之处。”（同上，第286页）同时，埃里克·罗尔也批评道：“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问题，并不是产生于关于基本经济概念本身，而是在于为了他的经济动态学和他的政治信仰的目的，”（同上，第288页）为了说明这个观点，埃里克·罗尔批判了贫困化理论：
在马克思的动态学说部分的这种缺点，特别明显地暴露在工人阶级‘日益贫困’的学说上。接过李嘉图的极端例子（他的著名的“理由充沛的事例”)——即在一个公司中引用机器节省劳动力的后果，——把它原封不动地作为“工业后备军”的根据，是一种值得怀疑的做法，从而使这个理论遇到最棘手的矛盾的事实。马克思的信徒们，面对着工人阶级生活水平梦想不到的改善，后来力图把这个学说运用于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工人阶级的经济地位；这既没能在理论上加强它，也未能更符合人们观察到的事实。因而后来的马克思信徒们，便不得不更多地运用诡辩，引申出一个殖民地剥削的学说，据说，这个学说同时还说明了利润率下降是怎样被推迟了的(崩溃的时间也顺延了)，日益贫困化的趋势是怎样暂时地得到改善的。……而且肯定说，这种诡辩把整个理论转移到颇为不同的领域里。（同上，第286页）
埃里克·罗尔所说的“颇为不同的领域”，指的是马克思的“社会学的前提——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同上，第288页）埃里克·罗尔认为，从方法论上看，马克思企图“把社会学的原则或历史发展的理论和从‘纯’经济分析中得来的原理相结合”，他认为这种做法“必然不合法的或者一定是无效的”，导致了“在学术上的贫弱或政治上的可厌”。（同上，第288页）所以，把马克思的贫困化理论视为一种价值判断是更为恰当的。
“总危机”这个词是恩格斯在1881年3月1日给“资”的这个词及其理论“‘资本主义整个崩溃和社会主义社会诞生’的时期。”（《教科书》，第283页）
斯大林对“资”的认识就更为激进了。他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认为“世界市场的瓦解所造成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加深就表现在这里。”（《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4版，第24页）这还不算，他把自己曾说的观点和列宁说过的观点作了否定：
在经济学家面前便出现了两个问题：
(一)可不可以断言，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所提出的大家知道的论点，即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市场相对稳定的论点，仍旧有效昵?
&(二)可不可以断言，列宁在1916年春天所提出的大家知道的论点，即资本主义虽然腐朽，但“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从前要快得多”的论点，仍旧有效呢?
我认为，不可以这样断言。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产生的新条件，这两个论点都应该认为是已经过时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4版，第24—25页）
“总危机论”作了全面的阐述。对
“总危机”的表述是：“资本主义总危机是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全面危机，其特征是战争和革命，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和成长的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资本主义总危机包括资本主义的一切方面，即包括经济，也包括政治。”（《教科书》，第283页）
（同上，第295页）“而社会主义体系则一直向上发展，没有危机和灾祸。”（同上，第298页）
“资”论述后，我们还有必要对危机理论做一番研究。“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并不否认资本主义发生危机的客观事实。但资产阶级正统经济理论信奉一个作为预设条件的基本意识形态，即否认经济危机内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林金忠《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札记》，载李文溥主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当代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9页）
恩格斯研究危机理论比马克思要早，在1843年他的早期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就提出了“市场无政府状态”的观点。他在晚年著作《反杜林论》中仍把危机原因的分析建立在“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基础上，他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无政府状态驱使单个工业资本家不断改进机器，提高生产力，就导致了工业生产能力的无限制的扩张，这种生产能力的扩张遇到了市场扩张的限制，于是市场的扩张赶不上生产扩张的步伐，供求关系不平衡，就出现了生产过剩。“单个企业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
，（《教科书》，第228页）这就是《教科书》告诉我们的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这个观点大体可以归结为“生产失调论”。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危机形成的原因，是从资本有机构成入手的。马克思引进了资本有机构成的概念，他认为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必然出现相对过剩人口，也就是贫困化问题产生了，这意味着有支付能力的消费不足就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巨大增长和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
（《教科书》，第237页）这就是《教科书》告诉我们的经济危机产生的另外一个原因，这个观点大体可以归结为“消费不足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上述说法，后来就成了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说法均有一定的片面性：一是没有看到任何社会形态都存在自组织系统，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也存在着内在的自我调节能力的功能，否则经济周期无法表现为“”的阶段之分。二是恩格斯的“生产失调论”没有给予供求关系对生产的调节作用应有的重视，同时“‘生产失调论’只是对危机现象的一种表层解释。”（林金忠《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札记》，载李文溥主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当代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9页）“生产失调论”既可以是生产过剩，也可以是生产不足。因此，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仍然存在生产过剩的危机，但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即许多则是结构危机，因而周期性的特点不像过去那么明显。三是马克思的危机产生原因是“消费不足论”，这是因导入资本有机构成理论而推导出来的。但他的资本有机构成理论实际是有个劳动力价值和资本总量都不变的前提。如果不设这个前提，就可能出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并不一定产生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结果。因为劳动生产率提高时，可能存在劳动力价值不变，而生产资料价值降低的幅度超过了生产资料数量增长的幅度，出现资本有机构成下降的情况。所以用资本有机构成理论解释危机原因，逻辑上是有漏洞的。更主要的是假定工人的劳动力价值不变，那逻辑推理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将每时每刻都一直处于危机状态。这显然是根本不可能的，是与基本事实相违背的。”（同上，第187页）四是马克思时代的“消费不足论”表现为有效需求不足，但当代资本主义的金融危机却是因为有效需求过度引发的，在表现形式上有不同的征象。当然虚拟经济出现的问题，根子还是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但毕竟把眼前消费不足的问题推延到以后了。有人就此认为为以后更凶猛、更频繁的危机买下了根子。对这点如何评价，是需要今后证实的问题，现在下结论都是价值判断而已。
所以林金忠教授对马克思危机理论有一个评论，“一个不容否定的基本事实是，马克思并没有提出一个成系统的危机理论，我们所能见到的是散见于马克思著作中涉及到危机的片段性和间接性论述。……尽管这些论述随处闪烁着圆圆超越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智见和洞察力，但其思辨式的抽象性特征也是显而易见的，在许多方面甚至是令人困惑的。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场合，马克思曾经从不同的视角论及资本主义危机，……而马克思并没有对这些不同视角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做一个必要的梳理和整合。”（同上，第171页）我认为这个评论是有道理的，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确实还需要发展与完善。
需要指出的是，我并不是要否定马克思关于危机理论比他之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理论要深刻，马克思危机理论的深刻之处是把危机归结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承认这点并不难，斯大林的“生产失调论”和“消费不足论”的理论与逻辑上的不足；第二，也是更重要的，即后人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理论、结论、论断奉为“顶峰”，而是根据当代资本主义的现实情况，去检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但斯大林却坚持了列宁提出的“总危机论”，并朝极端化方向作了推进。自在1928年共产国际采纳了“总危机论”之后，一直被前苏共沿用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直至1990年代初苏东国家剧变止。如：1966年苏共二十三大认为“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经受着总危机”；1971年苏共二十四大认为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在“继续加深”；1976年苏共二十五大认为“当前的资本主义能避免危机的神话已经破产”；1981年苏共二十六大认为“资本主义总危机进一步加剧了；。1986年苏共二十七大再次确认资本主义已经陷入总危机的论断。（参见赖海榕、吕增奎、赵超《苏共和法共的教训》，载《学习时报》2013年1月14日第02版）苏共没有看到当代资本主义在生产力方面科技进步加快，知识经济的发展等情况；在生产关系方面也没有看到（《教科书》，第283页）（《教科书》，第154页）资本主义（《教科书》，第205页）“阶级斗争日益剧烈，从而为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准备了必要前提”
（《教科书》，第236页）
等等论断，在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都得不到证实，而得到了证伪。
1849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经济危机》，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7页）——（同上）——这才是问题的实质。”（同上，第48页）所以，从“
五、一国建成社会主义”
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
（《教科书》，第355页、356页）一国建成社会主义”
1924年12月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24页）列宁逝世后1925年12月()1926
江丽硕士论文《斯大林“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及其实践探析》，第26页；李静《斯大林“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是非探讨》，湖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还
（《教科书》，第364页）（同上，第381页）（同上，第354页）“（同上，第394页）
1936年11月，全苏苏维埃第
8次非常代表大会通过苏联宪法，宣布社会主义已经胜利。1939年，召开第18次代表大会，提出完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和向共产主义过渡。
三是建成社会主义的方式错误。“无产阶级专政是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工具。”（《教科书》，第343页）斯大林1930年召开第16次代表大会，宣称这是“社会主义在全线展开大规模进攻、消灭富农阶级和实现全盘集体化的代表大会”。
18（何新《论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载《何新看中国经济》，东方出版社2010年版，第288页）20世纪30年（参见特里福诺夫、希罗科拉德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57页）这种说法毕竟有着明显的“唯意志论”的印记，于是（《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4页）（《教科书》，第590页）（同上，第443—444页）
李文溥教授尖锐指出：“（李文溥主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当代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72页）
（《教科书》，第438页）在国内前后有过三次大的讨论，第一次1955年，第二次1960年，第三次1979年。第三次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大讨论时，我还在大学经济系学习，也曾非常留意过，当时理论界对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还是基本上肯定的。现在看来有几个问题需要深入研究：
一是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基本经济规律。认为存在基本经济规律的理由就是斯大林说的“社会形态不能有几个基本经济规律，它只能有某一个基本经济规律来作为基本规律。”（《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58页，引文中的粗体字体是原文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79页)
——客观事物的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变成了孤立的、静止的。如果规律是有层级的，那么处于宝塔尖的规律——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是否应称之为“最最基本的经济规律呢”？显然，把规律划分为从属关系是荒谬的。
三是生产目的是人们主观的意志，是人为的价值判断，而经济规律是客观事物的经济联系。把人为主观的意志放进客观的经济规律之中，这是“唯意志论”。在1979年国内关于生产目的的大讨论中，大家除了在文字表述上发表过一些修改意见之外，都无法对“最大限度这种表述提出颠覆性的意见。这并不是说明它作为基本经济规律的必要和正确，而是这种表述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判断，学者们就没有进行深入探讨。关于这一点经济学家樊纲说，“谁都没有想从根本上否定或修改‘苏联范式’中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理论和逻辑；除了个别文字表述之外，事实上也没有人对‘基本规律’的定义或提法提出根本性的修改。”（樊纲《“苏联范式”批判》，《经济研究》1995年第10期）所以在那次讨论中我们看到有的著名理论家说：“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是我们共产党人为之流血牺牲奋斗终生的理想和目的’，‘它是从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中产生出来的客观必然性。’”（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组《政治经济学争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3页）这是证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就是一种价值判断的典型例子。
四是斯大林的基本经济规律中说的是“”的需要，在国内讨论中许多人把“社会”变为了“人民”。李文溥教授在他的研究中指出，“斯大林的基本经济规律，具有浓厚的古典功利主义色彩，基本上是边沁‘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的翻版，甚至更为退步。……在斯大林体制下，‘社会’实际上是‘国家’从而官僚阶层的同义词。即使在‘社会’是指‘全体社会成员’的意义上，基本经济规律也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有本质区别。……因此，‘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即使作为社会价值判断标准，也应当予以否定。”（李文溥主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当代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74页）
我在这里还需要对（李雪沣、胡东《人民概念政治性的宪政解读》，《北方论丛》2006年第3期）在我们的头脑里，几十年了就几乎没有“公民”的概念，只有“人民”与“敌人”的阶级性概念，也就是一直按照“团结95%的人民”、“打击5%的敌人”，一下子就是好几千万人的“基本的、生理的需要”不给“满足”了。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有一段话：“根据古代的观点，人，不管是处在怎样狭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规定上，毕竟始终表现为生产的目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86页）马克思这里没有用“社会”，也没有用他习惯用的“市民”，就用“人”这个字眼。这再次佐证了所谓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就是一个主观的臆造，并且是一种有重大缺陷的价值判断。
第二，再谈谈对社会主义其它经济规律的认识。
一是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对这个规律的质疑主要有两点：（1）计划属于主观的范畴。列宁讲：“经常地、自觉地保持的平衡，实际上就是计划性。”(《列宁全集》第3卷第566页)计划性，意味着人们认识和利用了经济规律，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因此，把有计划与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混搅在一起。德国学者克劳斯·费舍尔在其著作《纳粹德国，一部新的历史》一书中指出，纳粹经济就采取了计划经济体制，把以市场经济为主的体制变为了以国家干预经济为主的体制，通过建立国有化经济和在各邦、州成立相应的经济协会，对国家经济进行控制。但这种国家社会主义体制是为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服务的。（转引自苏东斌《当代中国经济思想史断录》，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09页）（2）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是一切社会的普遍规律，并非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特殊规律。马克思在1868年7月11日写给库格曼的信中，阐明了社会再生产按比例发展的普遍规律性。他说：“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都知道的。人人都同样知道，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数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这是不言而喻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68页)
二是按劳分配规律。有两个问题需要重新审视：（1）按劳分配是不是规律，是与按劳分配原则的范围有关的。它的适用范围包括还是不包括非物质生产部门（如文教卫生、国家机关）。文教卫生、国家机关的就业人员的个人消费品分配属于国民收入的二次分配，从资金来源讲是剩余产品（ｍ）,而不是必要产品（ｖ）。按照我的看法是，按劳分配不包括非物质生产部门。（2）按劳分配是与公有制有关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非公有制经济，如私营企业、外资独资或合资企业、非公有制控股的股份制企业、合伙制企业等等，这些企业不施行按劳分配原则。如果上述两点成立，那么说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是不科学的、不准确的。中共十五大首次提出，“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
中共十六大再次提出，“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收入分配，是生产要素所有权的实现形式,与按劳分配共同形成了社会主义分配原则。
三是劳动生产率提高规律。劳动生产率的不断增长是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教科书》，第472页）应该说我们不难认为它应该是一切社会共有的规律，否则无法解释人类社会的进步。之所以把劳动生产率提高规律作为社会主义特有的规律，合理的解释只能是想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政治上为社会主义辩护，而贬低资本主义。
总之，上述分析的四个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用李文溥教授的话来说，“是（李文溥主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当代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74页）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1版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4版
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共中央马列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版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经济危机》，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特里福诺夫、希罗科拉德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W·布鲁斯《社会主义的所有制与政治体制》,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W·布鲁斯《社会主义的政治与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萨缪尔森《经济学下册》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埃里克·罗尔《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汤姆·洛克曼《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杨学功、徐素华译，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组《政治经济学争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朱钟棣《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探》，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
苏东斌《当代中国经济思想史断录》，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蒋学模、陶大镛等著《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熊映梧、王绍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李文溥主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当代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樊纲《“苏联范式”批判》，《经济研究》1995年第10期
江丽《斯大林“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及其实践探析》（硕士论文）
李静《斯大林“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是非探讨》，湖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赖海榕、吕增奎、赵超《苏共和法共的教训》，《学习时报》2013年1月14日第02版
李雪沣、胡东《人民概念政治性的宪政解读》，《北方论丛》200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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